取肉—高书敦

1975年的年关腊月里，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日用生活用品中，大到自行车、缝纫机，小到粉条、肥皂，都是凭票、证供应。肉食更是希缺之物，城市居民每人每月半斤肉。

那年，哥哥18岁，已下乡插队，妹妹8岁，我12岁。父亲托远在河西走廊武威车站工作的老同学彭伯伯买了一扇猪肉。大人商量，让我随父亲出车到中卫后，独自去武威取肉。

闻听此讯，我好生激动，间或是独自出远门的新奇，或是对那红烧肉的垂涎欲滴。中午吃完饭，母亲小心翼翼的将买肉的钱缝在我的棉衣里，随父亲坐上了守车。经过一路的颠簸，傍晚时分火车到了中卫站。父亲退乘了。我随父亲到了乘务员公寓，在食堂里吃了晚饭，父亲找了武威方向的车长，向他做了交代，把我送上了守车。

银川到武威那时没有直达客车，就是有也舍不得花钱买票坐车。当时，两个相邻管段的车长之间有一种默契，相互带人和捎东西都互行方便。

火车驶出中卫站一路上大坡。由于是重车，要两部蒸汽机车牵引，遇到弯路，机车拉着刺耳的汽笛，象上坡的牲口被赶车人抽着鞭子吆喝着，发出嘶鸣声。守车里没有灯，只有炉火燃烧的光亮忽明忽暗。甘武线是沿腾格里沙漠边沿修建，本来腊月里的西北天气就寒冷异常，沙漠天气昼夜温差更大，守车的密封又差，那机械的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伴随着咆哮的西北风刮进车内，虽然有火炉在燃烧，但仍冻得身体瑟瑟发抖。当初出门时的新奇已没有了，有的只是想念被窝里的那份温馨。

半夜时分，车长叫醒了正在打盹的我说，“小家伙，煤烧完了，跟我去弄些煤来，不然我俩要挨冻了”。好在这趟车有煤车，我手脚又利索，车长给我打着灯，我爬上一节煤车，从上面掀下了一堆块煤。车长要去检查车辆安全，我一个人运了好几趟，直至足够一路取暖之需。

大约凌晨五点多种，火车到了武威南车站。武威南是武威分局的所在地，距武威还有一站地。车长要退乘了，他将我带到乘务值班室，安顿给值班员。

天大亮后，值班员将我交待给一位车长，我很懂事地向那位值班员叔叔道了谢。

到了武威站，我先到货运室打听彭伯伯。人家告诉我彭伯伯今天不上班，并告诉了我他家的门牌号。我敲开彭伯伯的家门时，他们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我，但并不感到吃惊，之前父亲已和彭伯伯通了电话。在他们家洗了半脸盆黑水，吃了早饭，彭伯伯说，我就不留你住了，到年跟前了，还是快点回家吧，一会儿有一趟到中卫的直货（直达货车），你到武南后不要下车，我已经给武南的车长说好了。你一个人出门，家里肯定不放心呀。彭妈妈往我随身的挎包里塞了些干粮、鸡蛋和苹果。

武南开车前，守车里挤了满满当当一车人，车长上来后，将沿线铁路职工，家属留下，将蹭车的农民、路外搭车的人赶下了守车。既使这样，窄小的守车里仍是挤的满满当当。我挨着装着猪肉的编织带，绻缩着身子，席地坐在那透风的，散发着煤烟和人身上各种混合气味的小小守车的角落里。那时牵引火车的机头是蒸汽机车，起动和刹车的震动特别大，有时一不注意，特别是打瞌睡的时候，头会重重的撞在车厢上。

车走走停停，待到中卫已是晚上九、十点钟了。

中卫站的二十几股道上停着南来北往的好多列火车。我坐的这列货车停在了离站台大概还有七、八股道的地方。我必需先到车站打听清楚哪趟车先开。

我将肉背到肩上吃力地向车站走去。每跨过一股铁轨都要小心地借助微弱的信号灯光仔细地看看有无来往的火车通过。在快要接近车站时，有一列贷车挡在面前，如果绕过去还要走很远的路。我仔细向两头看了看，发现没有挂机头，便决定从车厢底下钻过去。我把肉从肩上取下，先塞进车厢底下，然后人钻到了货车底部。就在我快要钻出来时，只听由远及近，“轰隆”一声巨响，车厢动了起来；处在黑暗中车厢底下的我立马便惊出了一身冷汗，汗毛孔都炸开了，脑子刹时成了空白，人几乎要吓傻了。但我毕竟是在从小在铁道边上长大的，并没有过分的惊慌，瞅准慢慢移动的车轮空隙，飞快地跃出了车底。

我瘫坐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过了好一会才醒过神来。原来列车并没有开走，刚才的起动是在挂机头。列车在向后和向前移动了一段距离后又停了下来，但如果我在车底下的反应稍微慢一点，后果可想而知了。平静了一下情绪，想起了还在车厢底下的猪肉。

那年春节是我记忆里长那么大吃肉最多最香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