禾场上的记忆

原创散文
禾场上的记忆
文/闲云野鹤

　　禾场，在我的记忆里，那是集体化农业模式的产物，公有制的象征，童年时期最理想的游乐场，艰难岁月的人生大舞台。
　　在我早年的记忆里，禾场位于我们村子的东边，那是生产队所有公房的集散地，五保户，草料房，仓库屋，保管室，会计办公室，还有专门招待下乡检查生产干部的伙食房，鸡舍房。禾场往北不足五十米，又盖着一大片养猪场，耕牛房。这些众多的建筑群，聚集着生产队所有的牛马猪鸡人，与仓库门前那块几百平方米的禾场比邻而居，形成一种强大的阵容。而生产队农户家的住宅群，则散居在集体建筑群的西边，显得格外萧条，冷落。
　　每一年的麦收时节，禾场上总是会堆积一座座小山似的麦垛，那时侯，收割机还没普及到我们江汉平原农村，收割大小麦时节一到，母亲总是会磨好半提篮镰刀，同女社员们一道下地割麦子，而我因为年龄幼小，只能站在一边充当看客。他动手割麦时，总是将自己双腿往麦稞前叉开，一手握镰刀，一手将麦稞斜搂下去一小片，镰刀在麦茬上发出“哗啦哗啦”的脆断声，很快，眼前的一大片麦稞齐刷刷倒下，然后再将麦稞打捆结实，就跟学生在操场上排队一样，齐刷刷站成一排。尽管麦穗将她的皮肤擦得通红，汗水将她的身背浸得湿透，但她似乎毫不畏惧，毫不退缩。而她的整个人生也在这一年又一年的劳作中逐渐老去。
　　父亲总是会和别的男社员一道，拖着板车，驾着牛马将麦地里的麦捆码放在板车上，用绳索扎得牢固稳妥，然后赶着牛马，拖着满满一车的麦捆，走马路，过河桥，步履艰难地来到禾场上，将麦稞堆成垛，码成山，待到地里的麦稞全部收割完毕时，禾场上也就成了麦垛的世界，一座座，一排排，这在我们一群孩子眼里，它们的气势比山还要巍峨，高大。在很小的一点空间里，男人们将脱离机架起来，又将柴油机的飞轮对准脱离机的轮子，将皮带拉上去，然后给脱离机和柴油机的机床下桩，榔头是王木匠用一只小小的树蔸安上木把制成，打桩的男人将榔头举过头顶，然后狠劲砸下去，嘴里还需发出“嗨哟嗨哟”号子声，以显示他的力道的刚强和勇猛。机械手在仓库里开动了发电机，那发电机很小，放在地上如男人的大腿般粗细，只能亮起三五颗灯泡，灯泡早就用竹竿插在麦垛上，飞蛾们在灯光下绕来绕去打旋转。
　　那时候，我看见男人们一整夜都是围在脱离机旁边，轮流往机口里喂麦稞，他们争先恐后往机口插麦稞的样子，就像与机械展开一场肉搏战，那脱离机转动起来胃口很大，有时能将整捆整捆的麦稞搅进去，又吐到脱离机尾部去，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巨响。这个时侯，女人们则用木杈将脱粒后的麦秸秆叉上板车，拉到禾场边上去，堆成草垛，供养猪场做垫草。收麦粒的男人将麦粒拉到禾场空地上摊晒。
　　天亮时分，机械停下来，麦垛消耗一大半，所有人的头脸和身背都是一层黑糊糊的灰尘，早就被汗水和露水湿成了泥浆。他们只是去堰塘边作一下简单的清洗，待吃过早餐，再开动机械，又是一场好战。
　　每一年的深秋季节，妇女们会将棉花地里的棉花捡拾回队，摊晒在一排一排用铁丝架支撑起来的花莲上，这个时候，禾场成了雪白的世界，它们一片片，一排排，与天空的白云争辉，与地上的寒霜比美。
　　禾场，不光是堆积粮食棉花的场地，还是社员们当年拉粮食前往公社交公粮的场地，那一张张板车，一头头牛马，犹如整装待发的战士，随时准备将国家的粮库填满。
　　每年的春夏季节，夜深人静时候，禾场上总是会聚集一些玩耍的孩子，他们会在月光下做着他们自己的游戏，拔河，跳绳，跳方格，丟手巾，在公房周围捉迷藏。大青年们会在禾场边谈情说爱，在禾场边的渠梗上散步，听知了的鸣叫，白杨树叶在夜风中相互敲击的细碎声响，它们如泣如诉，叙说着人间的悲苦。调皮的大孩子，会溜进生产队的菜园，偷摘瓜果，然后跳进堰塘，站在水塘里将肚子吃得撑饱，有时候，他们也会朝站在岸上的我扔来一颗，让我也品尝一番公家菜园里的果鲜。
　　寒冬到来之际，我们会在禾场上踩高跷，滚雪球，堆雪人，打雪仗。记得有一年的大雪过后的早晨，我懒在床上睡早床迟迟不肯起床。突然听大哥在门口对父母说:有人在禾场边堆了个高高的雪人，用鸡蛋壳做了对眼睛，头顶戴了顶又尖又长的纸帽子，帽子上写着“打倒刘少奇”的字样。
　　我急忙翻身起床，跑到禾场边去观看，途径仓库屋旁边的墙壁时，只见墙上贴满了那样的纸片，当我走到雪人跟前时，那雪人头顶又尖又长的帽子已经被人砸得歪倒在雪地上，那行“打倒刘少奇”的字样也被雪水化得字迹模糊了。
　　中午吃饭时，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木桌边，没滋没味地吃着难咽的粗粮，母亲在桌边发出了一连串的叹息之声:这帮孩子，真不懂事，刘主席领导那两年，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多打粮食，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哪像现在，吃了上顿没下顿，人都快饿得归天了，还天天高喊要抓阶段斗争，真是他妈的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母亲在桌上这么说时，父亲在旁边提示一句道:这话可不准在外面乱讲，小心抓你去斗争！
　　阳春三月，青黄不接之际，禾场上总是会聚集队里的男女社员，在那里忆苦思甜开大会，拌着荠荠菜的菜糊一人一碗从大铁锅里盛上来，送在每个人的手上。荠荠菜是女社员们从沙壤地里挖回来的，洗净泥沙，切碎了放进滾开水锅里，米粉放进小半碗，只是牵连一下糊劲，免得清汤寡水。大会主席台背后拉着长长的横幅，斗大的字贴在横幅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母亲常常向我们讲起，吃大锅饭大食堂的那年秋天，队里的一个瞎眼女人端着一碗滾烫的稀粥从人缝里挤过时，不小心将那碗滚粥泼在了襁褓中的大哥的头上，一时间大哥的头上细嫩的皮肤起了一层血泡泡，母亲抱着年幼的大哥哭了整整一个秋季，直到他头上的烫伤痊愈，母亲的脸上才逐渐恢复了笑容。
　　禾场，同时也留下了我饥饿而又苦难的童年。我出生的时候，正赶上队里兴起了合作社，后来升级为人民公社，我出生后没多久，母亲就将我交给了一位五保户婆婆帮忙抱养，她自己每天要出门去参加大兵团，跑很远的路去别的生产队劳动，母亲不在的时候，五保婆婆都是给我喝米汤，喂稀粥，到晚上才能吃上一口母亲的奶水。稍大一些的时候，那禾场上堆放的豆饼棉饼，便成了我们一群孩子偷吃的副食，那时候，豆饼和棉饼是女社员们用篾刀砍碎了丟在坑里用水泡烂了作肥料的，而我们却将棉饼块偷出去，躲在草垛边，“嘎嘣嘎嘣”吃得格外香甜。除了偷吃棉饼外，队里每次来了下乡检查生产的干部，保管员在伙房里炒菜做饭，我们这群孩子就像一群野狗，早就守候在了伙房的周围。或者下格子棋，或者玩蛐蛐。我们都知道，保管员为了招待下乡干部，早就喂肥了一群鸡，鸡下的蛋除了换油盐外，其余都打在粉汤里。当那群下乡干部酒足饭饱拍着大肚皮一离开，我们这群饿疯了的孩子便蜂涌而上，将那些残汤剩饭抢食一空，美美地打一回牙祭。
　　禾场，不光留下了饥饿的童年，它同时还留下我贫困寒冷的缩影。我们出生的年代，前期因为战争导致人口减少，计划生育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我们村的育龄夫妇一般都会生下四五个小孩。五个兄妹的我们在饥荒的年代更是饱受贫困寒冷的侵袭。在我早年的记忆里，父母几乎从未往我身上添过一件新衣新鞋，衣服都是兄长穿旧穿烂后舍不得丟弃，然后又套在我们几个小兄妹身上，鞋子都是光脚丫的皮肉鞋，春夏秋三季都是光脚板村子里瞎转悠，只有到了寒冬季节，母亲才会每人做一双新鞋。有一年的冬季，大雪纷飞，村路和禾场处处都是积雪，母亲和别的女社员都在仓库屋里选棉种，我因为耐不住寂寞，也顾不了脚上的赤脚和身上衣服的破烂，光着脚丫在雪地上行走着，一直来到白雪覆盖的禾场上，然后走进了稍微有点干燥的仓库屋。那一天，我脚上的赤裸和身上衣服的破烂，引起了女社员们的惊叫，她们几乎异口同声责怪了一顿我们的母亲。我母亲当时只是很轻松地说了句:这孩子，给他做双鞋，穿不得几天好就蹬烂了。我这才想起秋季的时候，母亲似乎给过我一双鞋。但在当年，乡下女人给孩子做双鞋都是粗制滥造，鞋底都是竹笋衣或者蒲苇草夹底心，鞋面料也是旧衣裳拆下的旧布料，经不住我们这些调皮孩子的蹬踏，加上孩子一多，顾了大的又顾不了小的。
　　因此，我们的大哥，几乎很早就离开了学校。挣起了工分做起了家务。有一年寒冬季节，父亲去了百多里外的汉北河挑河泥，大哥为了养肥家里那头糙子猪，我看见他从竹园砍了好几根修竹，拉到禾场上去扎竹排，然后撑一根竹竿将竹排拉到禾场旁边的堰塘里，砸开冰层将竹排放在塘水中，然后赤裸着脚丫踏上竹排，划到堰塘中间去捞水菜，把我母亲心疼得要碎。
　　禾场旁边，那栋破破烂烂的草料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还保存着完好的样貌，它始建于五十年代初，由一位河南籍的高姓年轻人流浪于此艰难创业搭建而成，后来高姓年轻人因病早亡，这栋茅草屋也就成了合作社时期人们聚会的场所。人民公社时期，茅草房成了公家装干草料的草料房。那个夏秋之际的上午，我看见母亲和一群女社员正在从草料房将一捆一捆的干草料从房内搬出，码放在禾场边的空地上，那是武汉来的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日子。几个男知青正在茅草房里打扫那些散落的草渣，然后往草屋里搁床板。两个身材苗条的女知青站在草料房的空地上，她们手撑雨伞，天空飘落的毛毛细雨敲打在雨伞的布面上，一种失落的感觉从她们心里油然而生。从那以后，一群武汉来的男女知青，在这里演绎了一段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又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在我早年的记忆里，那禾场上总是躺着三五个大小不一的石磙，每一天的早晨和黄昏，那个前去堰塘边挑水的男人，也就是福山兄弟的老爹，当年身强体壮，精神抖擞，他总是会一提衣袖，将那些大小不一的石磙抄得立起来，原来躺在地上的石磙一时间立成了一个个的小矮人。以赢得一片呵彩和赞叹。
　　农闲季节，队里在禾场上唱起了皮影戏，那些大小不一的石磙便成了乡村观众的座椅。我记得我们队里的男青年当年是有很强的团结心和护卫心的，而我们队里当年也是美女辈出的村庄。有一天晚上，禾场上放电影，队里两个漂亮的女生站在人群中观看，就在那时，外村几个男青年却对那两个女生摸摸捏捏动起了手脚，引起了两个女生的惊叫。队里的男青年闻听后立刻将那几个外村男青年拖出人群，狠揍一顿，给了他们一次挨打的教训。
　　进入八十年代之后，体制改变了，养猪场，牛房分给了农户，仓库屋办公室被乡政府拉去建了电影院，知青屋倒塌了，五保户迁移进了福利院，禾场分给农户种了菜地，禾场周围的空地逐渐被拔地而起的农家新楼所取代，公有制的遗址所剩无几，就连整个村庄都只有一座飘着五星红旗的办公楼，和一间医务室。
　　从人们视线里消逝了的禾场，却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留下了永难忘却的记忆。
　　
闲云野鹤，本名吴爱国，男，62年生，曾在省地市各级刊物发表诗歌，小说，有小说作品获奖，为《中华文学》签约作家，湖北天门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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