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朔宛如蜜蜂 曹丽芹

杨朔宛如蜜蜂（外一篇）　　

　　    曹丽芹

     杨朔是我国文学界公认的第一流的散文作家，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等职。

    他的作品主要有散文集《亚洲日出》、《海市》、《东风第一枝》、《生命泉》、《鸭绿江南北》、《万古青春》和《杨朔短篇小说选》以及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等。他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生活气息浓郁都、感情真挚、诗意盎然、构思精巧、曲折有致、脍炙人回的佳作，除了他具有很深的文学修养，既工于古典诗词，又熟悉群众口语，还精通英语，形成了清新、绚丽、凝炼，熔中外古今、口语文言于一炉的散文语言和风格外，还在于他像一只不知疲倦四处采花酿蜜的蜜蜂，用自己心血的结晶歌颂祖国、赞美人民。

　　杨朔在《荔枝蜜》一文中这样称赞蜜蜂:“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蜂却又多么高尚啊!”他在看到在水田里辛勤插秧的农民时有感而在该文中接着写道:“他们正用劳力建设自己的生活，实际也是在蜜一一为自己，为别人，也为后世子孙酿造着生活的蜜。这黑夜，我做了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已变成一只小蜜蜂。杨朔在本文中从蜜蜂辛勤采花酿蜜，联想到我国劳动人民对祖国的贡献，用借物喻理的手法，以小见大，掲示深刻的主题，借蜜蜂采花酿蜜赞美辛勤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进而歌颂劳动人民勤劳、忘我的崇高品质。他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则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像蜜蜂那样，为了祖国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永远辛勤劳动、无私奉献。

　　杨朔文如其人，是心口如一、言行一致之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晋察冀野战军担任新华社随军记者，参加过清风店战役、解放石家庄和平津战役，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到哪里去深入细致地采访前线将士的英雄事迹，及时写成文章予以歌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和志愿军一起跨过鸭绿江，艰苦地战斗、生活在一起，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就是他在朝鲜战场上深入体验生活的结晶。散文名作《平常的人》也是他在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精心“采花”酿造的“蜂蜜”。他在该文中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位志愿军战士在完成炸江桥断绝敌人逃跑后路的任务时，被敌人射来的一颗子弹打穿了脚掌，在一个山洞里得到朝鲜老百姓的精心护理与治疗。一位懂医理的朝鲜老大娘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护理他，每天采来草药为他治伤。在他的脚伤尚未好完之际，他为了重返前线多杀敌人，早日打败侵略者，彻底解放朝鲜，与山洞中的朝鲜老百姓不辞而别，但他吃了朝鲜老百姓的饭，得到了朝鲜老百姓的护理与治疗，临行前他给朝鲜老百姓留下了钱。他的行为把朝鲜老百姓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位志愿军战士虽然是一个平常的人，但他却具有中国人民的美德和伟大的性格。如果杨朔不是一只辛勤而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蜜蜂，就不可能采到如此珍贵的花粉，更不可能酿造出《平常的人》这一香甜的蜂蜜。

　　杨朔认为那些“报纸上不见他的姓，传记上不见他的名”的普通人，那些成千上万的无名英雄，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主人，他竭力歌颂他们。散文名篇《雪浪花》是杨朔精心采集“花粉”酿造的表现外号叫“老泰山”的渔民心灵美的另一种“蜂蜜”。他在该文中写道:“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喇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抗坑坎坎的，倒像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几位姑娘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礁石好奇地议论起来:“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70岁的“老泰山”从刚拢岸的渔船上下来时听到了姑娘们的议论，立即接过话头:“是叫浪花咬的。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这位“老泰山”从小走南北，见多识广，多才多艺，聪明能干，在当地群众中很有威信。在杨朔的心目中，“老泰山”恰似朵浪花，他与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就形成了时代的大浪潮，彻底改变了旧江山的面貌，使祖国欣欣向荣，日益富强。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杨朔这种辛勤采花酿蜜、无私奉献的“蜜蜂精神”，都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我们的祖国无疑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甜蜜。

　　

　

　                                     　　      闻一多甘为红烛精神

　　

　　     　　

　　家喻户晓、久唱不衰的《七子之歌》的词作者闻一多是湖北省浠水县人。这位1899年11月24日出生的著名诗人、作家、学者一生像红烛那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为给人民谋幸福，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1946年7月15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的英名永垂史册!

　　闻一多曾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曾赴美留学，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等校学习，曾任《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编辑，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和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诗集《红烛》、《死水》，评论集《闻一多论新诗》，古典文学研究《楚辞补校》，《神话与诗》等。他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的整理研究颇有建树，郭沫若对此曾由衷赞道:“就他所己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嗨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是后无来者的。”一多赞美红烛，心甘情愿像它那样不停燃烧直至化为灰烬，把光明奉献给人间与人民。他在《红烛（序诗）》中写道:“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烧罢！烧罢！烧破世人底梦，烧沸世人底血一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红烛啊！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不息地流向人间，培出慰藉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以上诗句袒露了闻一多的心曲与迫求。

　　闻一多的“红烛精神”，在他与妻举行婚礼时也有较好的展现。当时，他顶着重重压力冲破家族习俗，在举行婚礼时不祭祖、不行跪拜礼、不叩头、不闹新房。此后他的几个弟弟结婚时，都不叩头和行跪拜礼，都像闻一多那样只行鞠躬礼，传统礼教就这样被他们摒除了。

　　闻一多的“红烛精神”，也包含着他的执著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痛恨，从此开始蓄胡须，并明确表示:“抗战不胜，誓不剃须!”他言行一致，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剃了长长的胡须。闻一多的“红烛精神”，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一文中展露得淋滴尽致、震越人心。1946年7月11日夜，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因积极参加反内战、反独裁的政治斗争，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西南联合大学执教的闻一多也因反内战、要民主而被列人国民党特务暗杀的黑名单。李公朴遇害后，闻一多悲愤交加、怒发冲冠，在“李公朴先生死难经过报告会”上，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国民党特务的丑恶罪行，作了题为《最后一次的讲演》:“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竞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写出了出了千万人民心中压着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暗杀！李公朴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遇了反动派的暗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人民！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就在演讲结束后的当天下午，闻一多也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惨案发生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发来唁电，赞扬他“为民主面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学术界名人吴晗、叶圣陶、华罗庚、冰心、朱自清、郭沫若等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沉痛悼念和歌颂闻一多。郭沫若赞扬“闻一多是中国人民极优秀的儿子”，冰心也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闻一多的死是一首伟大的诗，他给我们留下了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闻一多的“红烛精神”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凡是具有“红烛精神”的人，都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都能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做到无私无畏，甚至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如果我们都具有这种“红烛精神”，我们就能胸怀大志，克服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进而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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