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手艺人

乡村手艺人

张培智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成为“状元”很难，但学好一门手艺，赚钱养活一家人，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然而，世事变迁，往日炙手可热的手艺人，如今已经或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有的虽然依然存在，但早已今非昔比；有的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失去了它们的存在价值，正在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有的则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本文试图用文字的形式，记述记忆中的手艺人，记住他们的过去，别让时间的消逝而忘了他们。

瓦匠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耕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结婚、生子（女）、盖房是人生三件大事。要有房住，就得盖房，要盖房就得请建房专业人员——瓦匠。
农耕时代，瓦匠是很吃香的职业，谁家有个瓦匠，就有了较为稳固牢靠的经济收入，他们是农业人口中最早步入小康之家的群体之一。瓦匠不是随便能当上的，首当其冲的要事是拜师学艺，但你想是一回事，人家收不收你徒弟是另一回事。一个能收徒弟的大师傅（作头），显然是四邻八乡闻名的人物，徒子徒孙一大群，想成为他徒弟的人排着队，没有一点人情关系是断然不可能的。再说，盲目收徒也不是个事儿，人多要有活干，才能养活一大帮人，就像一个家庭，多一个人多一张嘴，能不能承揽足够多的生意，让他们一年到头有活干，从别的匠人的碗里分饭吃，那是要点本事的。
学徒三年出师，但有道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使到了“出师”年限，并不能说明手艺学到家了，只是学会了基本的砌墙技能，要达到真正“出师”的优质标准，尚需时间打磨和细心钻研，细节决定水平。有的人做了几十年的瓦匠，作头师傅从不让他砌山墙，就是原因所在。干活人人都会，关键看拐弯抹角，既要砌得快，又要墙面光洁整齐，砖缝呈一条直线，才是真正的水平。对于一幢房子来说，山墙是最主要的承重部位，关乎房屋的牢固程度。由谁承担这一重任，安排谁在哪个位置，作头师傅心中有数、统筹安排，决不能有丝毫差错，倘若房屋建到一半轰然倒塌，以后还有谁敢请这个作头师傅？
生意好的作头师傅，忙的时候会同时承揽几处房子，四处奔忙，只有几种情况必须到场，开灰线、竖正梁、办竖屋酒。开灰线是造房的第一道工序，造什么样的房，开多宽多深的地基，朝向、结构、承重，虽说人人略知一二，但不是人人能做的，非作头师傅莫属，这是一种权威，一种宣示，一种荣耀。作头师傅更像是一个监工，不用真打实干砌墙，最多偶尔做做样子，多数只是在四周巡视指挥，一会喊“张三，砌平一点”，一会儿嘱咐李四“砌直一点”，唯一亲自要干的活儿是“竖正梁”（这另有原因，后叙）。
以前农村盖房，多数按工付酬，主人家供应两餐饭。中午简餐，晚上有酒，外加一包香烟。吃饭时匠人师傅坐主桌，作头师傅坐主位，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师傅们可能会喝些酒，学徒只能谦虚地说不喝酒，坐在一旁耐心陪着，头脑活络点的徒弟，见到师傅们酒喝得差不多了，就要主动为师父、师叔伯和师兄们盛饭，别人有说有笑地吃着饭，未出师的徒弟只能闷头吃饭，很少吃菜，为的是在大家快吃完饭时第一个放下碗筷。如果大家都吃好饭了，你还没吃好，是要遭师父责骂的。有的新学徒，迫于这样的规矩，开始的时候总是吃个半饥半饱，晚上回家再垫饱肚子。

木匠

农家造房，木匠的活并不多，无非是做几付门窗框架，加上椽子和五根（或七根）房梁，木匠活就完了大半，不得不说的重要仪式是抛梁。
    抛梁是整个建房工程的中心和重点，说明房子整体结构基本完工，只需粉刷和装修门窗了。选好吉日时辰，以木匠作头为主，瓦匠作头为辅，将屋顶上的一根正梁安置到屋脊正中位置，俗称“竖正梁”，这种仪式感是每一个屋主人最为看重的，是这户人家日后家业兴旺的象征，所以显得十分隆重。抛梁要唱抛梁歌，两位作头师傅在正梁上系好“发䘵袋”，便急不可待地伸手从“发绿袋”里摸出香烟和红包装入口袋，这是对两位作头师傅的谢意。然后将糖果、花生、瓜子、定胜糕之类抛向四周，下面看的人一片喊抢之声，越热闹越好，屋主人心里就越开心。各地的抛梁歌大同小异，都是一节引歌，然后分东西南北中唱一段，向下抛出一把糖果瓜子之类。
脚踏金梯步步高，
凤凰飞来采蟠桃。
蟠桃本是凤凰采，
王母娘娘把桃栽。
……
苏南的河阳山歌这样唱道：
                                抛梁抛到东，
方丈蓬莱八仙中。
笑看扶桑迢万里，
金鸡一唱满地红。
……
三声炮仗唱高升，
梧桐树上凤凰声。
财源地上金鸡鸣，
四季平安福降临。
    一曲抛梁歌唱罢，“发䘵袋”里所置物品正好抛完，待下面放过高升（炮仗），两位作头师傅稳准安妥正梁，隆重的抛梁仪式宣告结束。
真正体现木匠师傅水平和精细程度的活计是做家具，桌子、椅子、板凳、沙发、片子床、大衣柜、五斗橱、房里台（相当于床头柜，但要大略为大些）、修妆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那时候的木匠不同于今，很少用铁钉和胶水，所有木器家具全靠卯榫结构固定。木匠做家具也没有现成的板材，全是主人家从木材市场购来的原木或在河里浸泡多年脱尽了树皮的杂树，要用大锯子锯成不同厚度的板材，需要化费相当大的力气。有句话叫“年轻木匠老郞中”，说的就是木工是个力气活。
    开好大料，再用小锯子锯成小料，才可以开始精细制作，最终完成一件家具。农村人家嫁女要有陪嫁，陪嫁多少全凭家庭实力而定，家庭殷实人家，几乎除了床和房里台外，所有家具一应俱全，木匠自然最愿意在这种人家干活。真正体现一个木匠能力和水平的活儿，是一人一天独自完成一张八仙桌。从开好片的材料弹线、锯、砍、刨、凿、拼装，一气呵成，严丝合缝，不是手艺到家且年富力强的年轻木匠势难得心应手圆满完成，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几位木匠通力合作而成。木匠作头同样会同时承接几户人家的活计，作头师傅不会固定在一户人家干活，有的人家如果遇上个别出工不出力的木匠，嘴上工夫了得，干活磨蹭，既费工时又费酒饭，主人嘴上不说心里冒烟，改天早上到茶馆（匠人接活的场所之一）向作头师傅告状，作头师傅便把出工不出力的木匠教训几句，将他调换到另一户人家去干活，免生和气。
   
竹篾匠

相比于瓦匠和木匠，竹篾匠被称为“小作”，小手艺之谓也。但切不可小看了这个“小作”，手艺虽小，却有大市场。
你想，对于一般农家来说，造一幢房子，置办一套家具，可能一生就只一次，但家庭竹制用具却是天天用得着。坐的竹凳子，躺的竹椅竹榻，用的竹篮、竹碗柜、竹帘子、簸箕，农用家具如竹筛、竹匾、竹筐、竹斗笠、竹晒垫、竹囤，甚至于竹筷、竹苫板，竹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生活须臾离不开竹制品。合肥工业大学张小开编写的《中国竹器》一套四卷，分别从历史追溯、资源分布、竹器品类、地域特色全面记述了我国竹制器具应用，竹器品类分为11章66类，其用途的广泛性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竹篾匠大多数来自农村，本质上是农民，在集体所有制时期，他们同样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尤其是“双抢”期间是绝对不允许光顾着干私活捞外快的，只有等农忙结束后，田里的农活相对轻松些了，竹篾匠才能在农闲时间走村串户招徕生意，寻问村民是否需要制作竹用农具。砍下的竹子制成分门别类的篾片，分为头层篾——篾青，其次是篾黄，又分为二层篾、三层篾。竹制品用料很有讲究，用篾青做成的家用器具坚固耐用，但价格比二层篾、三层篾贵得多。竹篾匠会根据竹器具的不同用途，选用不同材质编织，供不同需求的农民选用。也有的农民家里有竹园，便将竹篾匠请到家里制作竹器具，只需付工钱，成本相对低一些。
农村中有许多集会（庙会），四乡八村的人应时“赶会”，这也是竹篾匠售卖竹制品的大好时机。挑着空闲时编制好的竹制品，在讨价还价声中，将这些竹制品兜售给有需求的农民。
在所有竹篾制品中，除手工艺品外，篾席算是高档用品，价格也相对较贵。以前的农民生活拮据，置办不起篾席，通常用草席作为夏天消暑的凉席，只有经济富裕人家才舍得用篾席。改革开放后，农民腰包渐渐鼓起来了，才逐渐用起了篾席，这让头脑灵活的竹篾匠看到了商机，纷纷进入城市设摊开店编篾席，需求扩大，价格上涨，比在农村时生意更好、收入更丰厚。但好景不长，随着空调的普及和皮凉席、藤凉席、麻凉席、冰丝席等的出现，竹篾匠生意开始走下坡路，慢慢淡出城市，但偶尔还能在人群密集的地方见到他们的身影，身上背着竹篾，招徕生意：“要修补篾席吗？”

缝衣匠

缝衣匠俗称裁缝，是所有乡村匠人中最为轻巧的活计，他们的全部工具就是一台缝纫机、一要尺子，一把裁衣剪刀、一只熨斗，不晒太阳不经风雨，有说有笑地干着活儿，一天也就在不知不觉过去了。何况，有别于其他匠人的优势在于，缝衣匠几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用愁没有活计。尽管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们收入有限，一件新衣“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想穿新衣真不容易，但总体而言再勤俭持家节衣缩食，也会在过年时“见新”做件新衣，尽管布料可能是自己纺的线在布机上织的土布，毕竟是一件新衣服了，对于习惯了“补丁叠补丁”的农民，尤其是孩子们来说，那也是一件盼望已久的新衣服，足以令他们高兴一番了。
精打细算是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农民的美德之一，在做衣服这件事情上也体现得相当充分。如果做单件衣服，会将布料送到裁缝师傅家里去做，但往往裁缝师傅活多忙不过来，会等很久才能做好，如果急等要穿就比较尴尬，那就得有个时间预判，打个提前量，秋季做冬季衣。一些家庭条件稍好些的，过年前会为一家老小做衣服，就把裁缝师傅请到家里，这样做得多做得快，也省工时费用。
谁家有女孩待嫁，要做新嫁衣了，一家老老小小都会跟着沾光，衣服多时要做三四天。裁缝师傅做百家衣吃百家饭，是个很吃香职业，有点名气的裁缝师傅，形成了小有规模的裁衣作坊，在城镇上开了裁缝店，生意越做越大。有些师傅萌生了去城市发展的想法，有的去了北上广深，有的去了内蒙新疆。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高，追求时尚，出手大方，生意兴隆。于是，他们在城市站住了脚，大展身手，赚足了钱，衣锦还乡，成了乡村的富裕人家。
改革开放后，一些有胆识、积攒了一定资本的缝衣匠，凭籍多年积累的人脉、眼界、经验，或就地发展，或回乡创业，他们办起了服装厂，或代客加工，做出口贸易，赚得盆满钵满、富甲一方。

茅屋匠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农村人家受经济条件所限，绝大多数人家盖不起瓦房，只能因陋就简用柴草（稻草或麦秸杆）铺盖屋面，称为草房子，或茅屋。茅屋虽然简陋，却冬暖夏冷，唯一不足是经不起风吹雨浸，蚀烂而破。杜甫有《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只不过，诗人的愿望虽美好，现实却很残酷。
茅屋破了，就要修葺，或者将蚀烂的屋顶扒掉重盖屋面。新盖屋面固然是好，但颇费柴草。农村人家一年到头烧饭煮菜都依赖于柴草，换一个屋顶恐怕积一年的柴草都不够用。所以，通常情况下只修不换，只有到了实在不能不换的时候，才舍得用几年积存下来的柴草，大动干戈换全新的屋面。
修葺屋面要请茅屋匠，柴草以隔年稻草为佳，麦秸杆次之，而不适用当年的。原因在于，当年的柴草脆性强，容易折断，尤其是麦秸杆。柴草放置一二年后，脆性逐渐变得柔软而有韧性，是最佳的修葺材料。
修葺时，茅屋匠会根据屋顶的破损程度，将蚀烂部分清理干净、不留一点碎屑杂叶，帮手（一般为屋主人自己承担）将剔除了零乱和折叠的叶片、茎杆的柴草捋顺码齐，扎成小捆递给茅屋匠，依照修补范围的大小，用竹架子撑起周围尚好的柴草屋面，小心翼翼地将新柴草置放在预留的空隙处，然后用草绳与铺设在屋下的竹杆捆绑扎紧，撑起的柴草屋面依次回复原位，压紧拍实抚平屋面，才算大功告成。相对难以处理的是草接瓦的房子，屋脊及其下面二三米是稻草屋面，近屋檐一二米是瓦面，在瓦面与柴草屋面衔接处是最难处理的，稍有粗心大意处理不当留有缝隙，下雪下雨天会漂雪漏雨。所以，稻草屋面铺设得恰到好处，最能体现茅屋匠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增长，腰包鼓起来，胆儿壮起来，一家家住进了瓦房、楼房、别墅，从此告别了秋风“卷我屋上三重茅”的草房。近些年，随着贫困地区脱贫帮扶政策的全面落实，贫穷山区的农民集中搬进新居，实现脱贫稳业致富奔小康，如今除了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之称的云南沧源翁丁佤寨，依然保留着一处古老草房子的村寨，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存在了千百年的茅草房子已难觅踪影，茅屋匠也顺其自然“失业”了。

弹花匠

弹花匠人工制作棉胎，是所有乡村手艺人中最苦最累的活计，在满天飞絮的狭小空间中，为了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挣钱养家糊口，是一种极其无奈的选择。那个时候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差，就连一个普通口罩都不戴，更谈不上使用防尘口罩，有的面部围一块布挡着鼻子做防护，整个人完全暴露在飞絮中工作，是矽肺病的高危职业之一。
物质匮乏年代，一切日常生活用品都是计划供应，每户人家一年的棉花券连添置棉衣、做棉鞋都不够用，要想做个棉花胎难上加难，只有到了原来的棉花胎破得实在不能再用，才会想法做一床新棉胎。好在农村家家户户自留地上种些棉花，精打细算积攒几年，就可以做一条新棉胎了。
将采来的棉花朵剥去棉籽剔去杂质，晒干贮藏备用，积攒到够一条棉胎的数量时，才请弹花匠到家里来弹棉花。农家弹棉胎，大多在长条凳上搁两块门板（以前乡村农房的门都是可以脱卸的，随时取下来另作他用），然后将剥去棉籽剔去杂质的棉花摊一薄层。弹花匠后腰部插一根小木棍，由细麻绳吊住一个具大的“弹弓”，左手持弓压向铺在床板上的棉花，右手握小木槌轻轻敲击弓弦，弓弦发出规律而节奏感很强的“咚咚哒，咚咚哒”声，弓弦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移动，棉花在“弹弓”的蹦跳中逐渐蓬松而的成絮状，在空中飞舞盘旋后慢慢落下。接着又铺一层棉花，一遍又一遍的“咚咚哒，咚咚哒”声周而复始，直至将称量好的棉花全部打成絮状。这时候的棉花已彻底脱胎换骨，呈絮状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浑然一体不分彼此地联合成一个整体。用牵纱篾将白色棉纱线纵横布成网状固定棉絮，四边编织固定，然后用木制圆盘将蓬松的棉絮压实，便大功告成。有些家境差些的人家，舍不得将旧棉胎丢弃不用，撕碎了掺在新棉花里一起击打成絮状，做成半新半旧的棉胎，也能对付着用一段时间，这在当时的农村很常见。直到后来，有了轧花机加工棉花，弹花匠的劳动强度和受危害程度才减轻了许多。
只有一种情况，必须要全部用新棉花做棉胎，那就是儿子的婚床和女儿的陪嫁，是不能掺杂一丝半点旧棉絮的。而且，新娘子的陪嫁大多要六到八床，除了政策供应的一床外，其余都需要弹花匠来家赶制。制作陪嫁的棉胎，包胎用的棉纱线有一部分要染成红色，每条棉胎上要构出“囍”字来。
时代变了，昔日穷困潦倒的农民富裕了，家家户户有房有车有余钱，市场上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不再为一条棉胎绞尽脑汁，夏有真空被、蚕丝被，冬有羽绒被，而且市场供应琳琅满目，早已不再用棉胎做盖被，仅作填被，所以需求量大为减少，人们普遍不再选择在家请弹花匠制作新棉胎。但偶尔还能见到，城市或乡村有弹花匠的加工作坊，专门为一些依然精打细算的市民加工棉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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