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午早早从家里出来了,因为约定的时间是晚饭后,我沿着村子往北走,想看看村子这些年的变化。 父亲打电话时我在开会,我接起电话压低声音说,爸,怎么了?有事吗?父亲有点吞吞吐吐说,也没什么大事......你忙吗?我说是,在开会,你说吧。他停顿了一会,似乎在判断我的周围是否方便,又似乎在犹豫着要下定最后的决心:说还是不说。终于他还是缓缓地说了一句,咱村赵波不行了,胃癌,她说想见见你。你看看能不能有空......有空回来看看她吧,她还说......还没等他把话说完,电话被母亲抢了过去说,不用管,你爸就是嘴碎,你好好工作,不准回来,跟咱没有关系,当年......母亲又开始细数当年。 我没有答复回去或不回去,只说等开完会再说,便匆匆挂断了电话—— 赵波结婚的时候,我应该不到十岁。 那天中午,也就是刚被父亲狠狠揍了一顿的中午。父亲其实很少揍我,相对来说夏季的频率明显高于其他的季节,倒不是天气热导致他烦躁,而是我去水库洗澡没跟他商量。 父亲揪着我的耳朵,只说了一句,又去水库洗澡了?淹死你!他的话简洁有力。 挨打后,我没有狡辩,也没有承诺以后绝不偷偷去水库洗澡了。承诺也没用,所以父亲没有为难我。 在我挨打之前,我从村后边往回走,虽然水库在村南边,但我依然会绕一个大圈,从北头走进村子。在快进村的时候,我看到隐隐约约的坟地,有人在晃动,夏天很热,知了在不停地叫着。我看到有人靠在坟头,这座坟场是姓赵的坟地。我从来没有踏进过。因为里面埋葬的不是我的祖先,我也没有义务祭奠他们。只是路过会远远地看一眼。坟地周围长满了橡树,树下满地的杂草,坟的周围很荒凉,映衬着我们荒凉的村庄。 晚上吃饭的时候,母亲悄悄地跟父亲说,赵波要结婚了。我说跟谁,母亲没有回答我,只是用力地敲了敲饭桌上的铁盆子——用两根筷子敲打。以前我见过她喂鸡的时候也是这个动作,只是当时她手里拿的是铲子,现在手里拿的是筷子,她狠狠地说,小孩少打听!赶紧吃饭! 再后来,赵波就消失了,从我们村消失了。 除了她的男人,似乎没有人知道她嫁到哪里了。这件事让我很气愤,后果是随后的一段时间,我的经常放学后,会在她家的墙根偷听,看看能不能听到她的声音。 按照辈分我应该叫她姑姑,但那时候我是期待叫她小妈,因为当时她跟我的小爹好(我小爹是我爸爸的五弟),我曾经有几次偷西瓜的时候,我看到她和我小爹在山坡上,我小爹在山上放牛,旁边坐着她,有时候我会隐约看到,他们抱在一起。我为我的小爹感到幸福,我也希望她能尽快变成我的小妈。她梳着短短的头发,有点像港台明星陈松伶年轻的时候,黑黑的,像个假小子,嘴唇性感,眼睛大大的,爱笑、活泼。 自从我看到她跟我小爹好了以后,我对她也格外好,每次见到她,我都会主动打招呼,叫一声,小妈。她有些害羞地说,别瞎喊。我没有说过多的话,没有劝她,也没有祝福她。我也不敢说我看到她跟我小爹在一起,我怕她会更害羞。但我真想说,我祝福你。但还没来及发出我的祝福,她就跟别人结婚了。 那天赵波说要去赶集。她的母亲没有抬头,只是坐在门口的石板上,低着头纳篦子。篦子的高粱杆似乎还没有完全的晒干,甚至可能没有长大,她的针迅速而准确地游走在高粱杆的缝隙之间,像是在给病人的胳膊扎针,精准有力。她坐的那个位置光滑铮亮。以前上学的时候,学过“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有时怀疑她手里拿着的那根针是不是在旁边的石头上磨出来的。 那时,我爷爷还是操守着自己的老本行,给牛钉马掌。我小爹当时还是一个学徒,他围着一个白色的围裙,在爷爷的傍边,用麻绳把马的蹄子绑在竖起的柱子上。他个子矮小,没有继承爷爷的基因,村里人都说他长的像奶奶,精明能干、细心体贴。我想赵波可能也是看到了他身上所有人看到的优点,才跟他好的。 赵波站在一个修手表的摊位上,她的手表几天前在山坡上停了,那时候她紧紧抱着小爹,等她抬起手说看看几点的时候,手表的时针、分针、秒针都静静的一动不动,仿佛是一具尸体,横七竖八躺着。当时赵波以为是没有上弦。她按照顺时针方向不紧不慢地拧着,大概拧了四十圈,手表的指针还是纹丝不动,仿佛她刚才是在跟手表做着不紧不慢的人工呼吸。虽然她刚刚给小爹做了工呼吸,或者说是相互的人工呼吸。手表停止的时间是十一点五十八分。 修手表的师傅打开外壳,用小螺丝刀,一个一个零件拆开,再一个一个按上,然后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没法修了,机芯坏了。赵波当时双手扶着挡板,靠在修手表的摊位上,心里还在盘算修一次要花多少钱。师傅却说手表修不好了。是的,这个手表是当时小爹给赵波买的。赵波很爱惜,像爱惜她们的爱情。赵波没有做声,她在沉思该怎么办的时候,修表师傅抬头看了看赵波,又说,现在流行电子表,方便,不用上弦,喏,你看看这个。他顺手递了一块电子表给赵波,外壳是金属的,表盘的中央是一串数字,像心跳一样不停闪烁。赵波没有接住他的电子表,伸手拿起她的机械表,装在兜里,头也不回地消失在赶集的人群中。 那时候,老师暑假让写一篇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件事》。我写的题目是《我小妈赶集修手表》。在作文中,我写了我的小妈叫赵波,她很漂亮,有一天我小爹在地里忙着除草、打药、喂果树。那天小妈说,老公,我的手表坏了,不走字了。我想去赶集修一修。小爹蹲在地里拔草,他抬起头含情momo地说,去吧。用不用我骑车带着你去?我小妈说,不用啊,你好好拔草啊,中午我做你最爱吃的馄饨啊。小爹说,好啊,我最爱吃馄饨了。说完,小妈笑嘻嘻去修手表了。 老师看了以后,给我的作文打了一个评语:胡诌八扯。我也知道当时是胡诌八扯。我拿着这个胡诌八扯的作文给赵波看,那天赵波正在院子里洗头。她的头发乌黑发亮。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洗发水或者舍不得买洗发水。但是依然柔顺发亮。她弓着腰,蓝色的塑料脸盆放在一个方凳子上,凳子是木头的,没有上油漆,用现在流行的词是原木色。凳子腿上沾着一些已经凝固的水泥,周围缠绕着丝丝缕缕的蜘蛛网。她的乳房饱满,像是挂在树上的苹果,压得树枝摇摇欲坠,似乎要挣脱她身上浅灰色的汗衫跌落在地上。她看到我进来了,说,快,赶紧给我把家里的暖瓶拿出来,她一边说,一边揉搓自己的眼睛。我把作文本子轻轻放在院子傍边的井台子上,按照她的吩咐帮她换了水。 她洗完头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边用一条发黄的毛巾擦拭着头发,边问,怎么了?找我有事? 我拿起作文本,说,我写了一篇作文想给你看看。 她抬起头,接过我的作文本又下低头仔细看着,看着看着我发现她的眼角沁出了泪水也或许是汗水,也有可能是头上流淌下来的水滴。她又用毛巾擦了一下脸。还是有一滴落在我的作文本上。多年后,我曾经渴望让她给我小爹写一封信,一封饱含深情,一封有泪痕的信,竟然是我自己完成的。更准确的说,是我提前替他完成的。 她说,写的挺好。只是,只是以后可不可以不写我的真名字。我说那有什么,又没人认识你。她说,别,还是别写真名字。我说,行,既然你这么在乎我就改。我改成王波,李波,孙波总行了吧,反正不叫赵波就行。她露出满足的笑容,不知道是对我作文满意的笑,还是对我听话的笑。总之,这份笑实实在在拉近了我和她的距离,此后的日子我经常去找她。每次去的时候,她不是在洗头,就是在绣花。她绣花是一把好手,她把两根粗细均匀的梧桐树干当做绣花的撑子。盘坐在炕上,像是在做一台手术一样全神贯注,以至于我坐在炕边她都没有察觉。每次在她歇口气抬头的时候,我才叫一声,小妈。她总是有些嗔怪说,别瞎叫。就叫我姑姑,我说小妈姑姑。她假装生气,拿着针要扎我。我没有逃跑的意思,径直伸出手臂说,扎吧,朝这里扎。她的针停在半空中,终究是没舍得扎。她问,你最写作文了没有?我说写了。她又接着问,题目是什么,写的什么?我说《我的姑姑王波》。她听完哈哈哈大笑,说你小爹如果像你这么有意思就好了,他就是个闷葫芦。说完,她转身,从傍边窗台的盒子里掏出一块布条,展开一看是一个手帕,上面绣着一条龙,金黄色的。旁边用白色和蓝色的线,绣了几朵云彩,栩栩如生。我平日里只是看她绣花,绣草。从来没见她还会绣动物。她展开给我看了一眼,又折叠起来,放在我的手心,说,给你绣的。以后擦鼻涕就用这个。是的,每到冬天的时候,我就感冒,咳嗽,淌鼻涕。那时候没有纸巾,甚至没有白色的卫生纸。拿着红色的卫生纸觉着好丢人。我就偷偷的在衣服的袖子上擦。每次回家母亲看到,总要狠狠揍我一顿。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不用在袄袖上擦鼻涕了。 但是,这条手帕我始终没舍得用。这么干净漂亮的手帕,用来擦鼻涕总是觉着玷污了它。我把它放在裤兜里,有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我喜欢她秀的这条龙。当时幻想着自己长大了要当一个画家。 后来,我很气愤,甚至我把这种气愤转化到一切的事情上,甚至夏天,我不去水库洗澡了。父亲很纳闷,以为我长大了。我宁肯呆在家里,满头大汗,宁肯小伙伴在我家后窗,不停地敲打发出暗号,急催而焦躁。我却能狠下心,不去,坚决不去。我有时候想离家出走,去寻找赵波,让她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要抛弃我的小爹,为什么要抛弃我们的村庄。对她的思念要转化成多少生活的磨难。而她为何就能这么轻飘飘的不辞而别,哪怕写一封信,离别的信,在信纸上滴下不舍的泪滴。我会把这封信,转手交给我的小爹,在他每次在村口傻傻地张望,每次在放牛失魂落魄时,他对着奶奶破口大骂,嫌弃奶奶和爷爷拿不出彩礼钱导致他娶不到媳妇,导致他眼巴巴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跟别的男人远走高飞,而自己只能窝在这个穷山僻壤。奶奶没有辩解,只是抹掉眼角的泪水和汗水,低头继续烧火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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