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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利
年关临近，可不争气的心情始终是怎么也提不起精神。只好耐着性子捋一捋问题出在哪里。 对于年，最早的记忆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吧，那时候是有鼻涕的年龄，也不知怎的，总有流不完的鼻涕，那时候还没发明纸巾，至少农村没有普及。每次有鼻涕就往袖子上抹，由于冬天的外套布料又硬又是涩，整日里鼻子下面都是红红的。恰巧母亲给我买了一件“皮夹克”。虽说是又肥又大，但依然酷酷的，有一种小虎队的感觉。更大的好处是日后鼻涕再也不用擦在硬硬的外套上擦了。只要有鼻涕，就是伸出袖子在鼻子上潇洒的挥一挥。鼻子瞬间又凉爽又干净。到后来，那件皮夹克最先坏的就是右边袖子，袖子坏了以后套上一只套袖接着又穿了一阵子。 我的父亲兄妹六个，父亲排行老二。每年过年，我们全家兄弟姐妹一共七个人，队伍浩浩荡荡，在村里也算是“大户人家”。拜年的时候，我们自然是不肯与父辈为伍的。因为我们的追求目标和战术技法迥然不同：我们追求的是糖；他们追求的是烟和酒；我们追求的是速战速决，最好莫过于进门叫一声“叔叔、婶婶过年好 ”接住糖转身就走。不如果不进家门在院子里撞见那就更好，这样省的进家门。他们则不同：他们是进一家坐一家，坐一家喝一家，喝一家醉一家，婆婆妈妈，絮絮叨叨。不晓得他们一早晨抽多少只烟，喝多少杯酒…… 年不是仅仅大年三十这一天。小时候对年的定义是从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开始，一直到正月十五结束。 过年前，最期待的就是买新衣服和新玩具。这么多年来，新衣服是过年的必备品，新玩具则是奢侈品。 记得一年，我跟着父亲去给一位远方亲戚拜年。当时的交通工具就是金鹿牌自行车，我就坐在前车的大梁上。路程大概有四十多里地，也不觉的累和冷。在“行驶”到他们村口的地方，我突然看到有一个白墙上，用黑色的油漆画了一辆儿童三轮车，我指着那个儿童车说“爸，我也想要一辆”。当时忘记父亲是如何搪塞我的。那一整天对这辆小车子是念念不忘的。回到家以后，我依旧不依不饶。父亲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带我四处溜达，可是我倔强的心就是不肯放弃，纵然说给我买一把枪，也不能打消这个念头。百般无奈，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些铁管，找来了三个小推车的轮子，竟然手工DIY给我做了一辆可以骑的三轮车。这辆车后来陪我骑过了好多的美好时光。 再后来，上学以后影响过年心情的因素只有一个，那就是期末考试。都眼巴巴的渴望能发一张奖状。 临近放寒假的那几天，学校为了节省开支，也不再生炉子。我们坐在干净的桌子上（临近寒假，书本都收走了）。望眼欲穿的看着老师发卷子，读着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依次走上讲台领卷子。形式庄严，内心忐忑。那时候争得是个气节，争得是个尊严。因为即使考的再好充其量就是这一张奖状和一封表扬信而已，但是荣誉大于物质。如果能拿到奖状，整个假期都是能量满满。不过，即使拿不到奖状，也是经过几天的自我“闭关”反思疗愈，也能迅速调整心情投入到欢快的新年中去。 大年初一，是我们最正式的一天，因为我们要去姑姑家。姑姑家就在我们本村，但我们不因此有半点懈怠。收拾妥当，手提着篓子，篓子里装着两个馒头和一瓶白酒。兴高采烈的朝姑姑家走去。一进家门，姑姑就已经开始洗鱼烧火，顾不上招待我们。我们也很自觉的一骨碌爬到炕上开始打牌看电视。 中午的菜很丰盛，通常是十个菜：荤素搭配，有凉有热。姑父不喝酒，但我们不因此觉的无趣。没有陪客的，我们更加无拘无束，自顾自的斟酒，自顾自的闲谈。现在想来，我现在的好酒量，最早的启蒙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酒足饭饱，回家美美的睡一觉。这一天就是每年的重头戏。 再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以后，年的记忆就变得越来越少，过年的心情也开始变的模糊。每年的午敬（初一凌晨），起床的越来越晚。从五点到后来的六点，慢慢再到七点。后来变得跟早起上班一样慵懒，一样得过且过。 很多年前，听到过父母说，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那时候的“没意思”主要是过年要花钱置办年货。所以大人们对过年有一些恐惧。 现而今，物质已经不是让人发愁的事情，反而缺少一些“仪式感” 和物质期待。过年过的到底是啥？ 叮铃铃，思绪在走神的时候，电话响起了，是母亲的来电。 “儿啊，今年啥时候回来啊？别再像去年一样回来这么晚啊，今年二十九就回来吧，早点回来，在家多住几天啊，炕都给你们干净了……” 是啊，细细想来，新年还是有期待的。这种期待既不是儿时的玩具、新衣服，压岁钱。也不是上学时的奖状，工作时的奖金…….而是回家看看，回家陪陪父母，把爱带回家,让父母也像我们儿时一样，重新燃起对新年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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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2-12 17:22:33
楼主
发表于 2019-3-26 14: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