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的朋友(外一篇) 陈少林

过渡的朋友（外一篇）

陈少林

      那天我应朋友邹志军之约，到他在县城办的打字社去玩。

      在名曰大北门的那条相当僻静的街上，一眼望去，只见有五六家打字社的招牌在暮秋午后的风中摇晃。我都进去找了，但没有一家是志军的。对于这些打字社，算是有了点印象，觉得它们都是一样的格局，一样的除了有两三个人在闲聊外并不见有什么紧张忙碌的工作气氛。想志军青春年少风华正茂，

难道就是窝在这样的地方拾人牙慧地挣口轻闲的饭吃吗？

       邹志军高中毕业没能考取大学后，在好几所小学、中学一共当了六七年代课老师，教过小学、初中甚至高三毕业班的语文课，不是他的水平不够，而是国家分配的正式教师一年年地增多，以致他只好卷起铺盖拜拜，不再等待那不知何时才会出现的转正的机会了。我以为他是走出了迷津，干脆回家当一个新型的农民，或是奔赴沿海地区在异乡寻找适合自己的事做，才是他的出路。可是几个月后，我忽然接到他一封信，称正在跑码头做生意。也不知做的是什么生意，赚到钱没有，我想钱肯定是没赚到什么，因为不久我又收到他一信，惯常的一番苦楚、愤懑相叙后，笔锋一转，说已回到县里，在县城租了一间房子自办了一个只有他一个人上班的打字社，希望我有空一定光临。
       我又跑到小北门去找，在那条颇有些坡度的石板铺路的窄街上，抬眼一望，只见有一户的门檐上插着一幅颇类古时酒家的旗幡，刺目的红色的布面上写着几个醒目的白色大字：“乌衣巷打字社”。觉得有些意思，要是旁边有个“朱雀桥”就更有味道了。心想这家一定就是了。一进门就看到一张大床，堆满了这个文学爱好者到哪里都要带的名家小说、散文之类的文学书籍，《海子诗歌全编》也赫然在列。还有几页方格稿纸，上面工工整整地录着两首诗，他的大作。几把椅子、凳子上，乱七八糟地堆着许多没切好和已切好的用于油印文件的白纸，绿色的专用打印纸版，则像青荷叶被暴风吹翻一样，纷披在好几个地方，不过一张不算大的桌子上没有，因为它上面放着一台老式电脑、一套中文字模和一架油印机。乱是乱了点，但这可能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私人打字社里面共有的特色吧。
       纸烟一根，淡茶一杯相敬毕，志军说：“你暂且独坐，我这儿忙完就好！”他正在打一份某文学社团的刊物，据说完了可得酬金60元，已忙了两天了。我问一天能够揽到多少活计，他说由于地点过于偏僻，又是新来乍到才开张不久，难有找上门的生意，要靠到一些学校、单位里面去招揽，加上这儿的几条街上打字社已多于雨后春笋，而他刚刚学又只会打字，所以只能碰巧联系到一点活计。我看到他脸上有明显的疲态，甚至额头上还有一两抹未擦干净的油墨。
      过了一会儿，志军忽然抱起一捆纸：“走，跟我到印刷厂去切纸，不要钱哩！”可是到了印刷厂，他要依赖的熟人不在，真是鬼使神差，有一个高个子青年居然要帮他。到了车间里，这个青年向另一个矮个青年说：“哥们，帮一回忙，这是我的一个老熟人！”矮个子说：“小意思！”接过纸却说：“啧啧，买这等又旧又皱的纸干什么？不好切啊！”高个青年即向志军示意，志军领会，急将两包市场比较紧俏的“合肥”香烟塞入矮个青年的腰包，矮个青年似浑然不觉。志军欢喜地抱着切好的一大摞纸和我回到打字社。不料，他要找的印刷厂的那个熟人，也就是他的房东正在家，房东轻轻淡淡地说：“孬子，切那么点纸，顶多只需两块钱，你却恭敬了人家五元多！”两包“合肥”是五元二角钱。我很愤怒，即兴往空大骂了几句，志军自己倒是显得平淡，“算了，算了，莫跟这些小人计较。”
       志军把门一关，把我拉至一家餐馆，吃牛肉。他说：“他妈的，在村里想吃牛肉便宜得很，可这里一小盘就要好十几元！”我知道他是因刚才的事怄了闷气，此时也要发一发。我小心地问：“你这工作到底怎样？”他一笑：“这岂是长久之计，过渡一下吧。”又郑重地说：“人生是船，工作是桨，总得找到一付称手的桨不是？！”
       但称手的桨何在？他的人生之船又将漂向何方？我知道他心里其实是一片迷茫。我觉得他是有些才的，也一直在动着、积累着，但愿他能够尽快找到一份真正适合于自己的工作，然后热爱它，自始至终！
      “光阴荏苒真容易”，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一天，我正在厂办室弄一份烦人的材料，电话铃声骤响，很不情愿地拿起话筒，听到对方叫着我的绰号，才知是他这个久违的故人。令我惊喜交加感慨不已的是，这个多年来一直下落不明的家伙，十年前就已从皖省去了浙省，居然已是一家地级市晚报的首席记者了，工作嘛，自然是呱呱叫的。我仿佛看到一个场景：邹志军正摇划着一付颇为称手的“兰桨”，把自己那艘人生的“桂棹”催动得风生水起。

惟玉之殇

陈少林

      我见过不少人的死，已经从小时候对死的畏惧和惶惑中渐渐走了出来，如今开始懂得从理性的角度对死亡进行思考――在我们活着的每一个年龄段，都难免有熟悉的年龄相仿者几乎是突然地逝去，就像万米竞跑中难免有人在跑道上掉队乃至离开，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十八年前的那个夜晚，当文友易辉对我说他的同学曾惟玉死了的时候，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一直无缘与曾惟玉谋面，我是完全从他的高中同学易辉的口中熟知他的。易辉平时说起他的事来总是如数家珍，说他如何聪慧，如何成绩优异，如何人缘好，又如何深得老师的喜欢等等。易辉的情绪着实感染了我，便总想结识他一回。然而却传来了他的死讯――尚差几个月才满18岁、接到高考录取通知书才几天的曾惟玉横遭不测，遭雷击而猝死，这太让人不可接受了！那天晚上，我们沉浸在莫可名状的伤感中。
      第二天早晨，我同易辉一道前往死者的村庄。曾惟玉生时我想见他却没能见到，是个遗憾，现在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他，也算是送他最后一程。我们从平原地带赶到丘陵地带，需要半天时间。在中巴车里，易辉又跟我补讲了惟玉的一件事。他说，惟玉在村里一如在学校里一样人缘极好，更是个大孝子，从没有违拗过父母的意愿。就在边劳动边等待高考结果的这段时间，父母还给他订了一门亲事，姑娘是同村人，比惟玉大3岁。因为早些年双方父母互有过恩惠，两家都重情义，便订下了这门亲事来稳固和延续两家的交情。易辉说，一个星期前，惟玉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说：“父母都是近70岁的人了，父亲身体又很不好，我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我必须接受安排。虽然姑娘不识字，好在性情温和，人长得也不丑，又勤快能干。即使我上了大学，这门婚事我都不会变。希望你不要笑话！”听了易辉的叙说，我的心如同汽车一样颠簸着：一会儿因为感到不可思议而高悬，一会儿又因为有些理解而陷于沉重。
      上午11点钟，我们终于到了死者的村庄。一走进村子，就感到了一种由惟玉之死所带来的异常气氛。在一处树荫下，有几个老者在谈论着什么，时而听到间杂在话语中的叹息声。看到我们走来，他们停顿不语；我回过头去，看到其中的两个老人正对着我们的背影抹眼泪。而在一户人家的门口，有几个不懂事的孩子因为打打闹闹，被做娘的喝止。恶毒的阳光罩得暗红的泥土路发烫，我们像走在遥远的路途上。这儿的房子都是建在高坡上，都是一律的土砖壁、小黑瓦，远远望去，高低错落，成片不成排。这是一个贫穷而古朴的村子。我们朝着有哭声的房子走去。
      12点钟光景，远地的亲戚，村里的干部，还有惟玉初中时的几个老师，现在的班主任老师、数学老师以及十几个同学都陆续赶来了。一口质地不是很好的黑棺，原是为惟玉体弱多病的父亲准备的，却盛殓了黑发人。没有哀乐，没有悼词，这些都来不及为夭折者提供，似也不宜采用这些形式。哀乐和悼词只在大家的心中隐隐响起。死者的老父老母在入殓和起棺的那一刻发出了惨绝的哀叫声。我从未听到过这样的令人颤栗不已的悲号。
      惟玉就葬在离家不远的一处山坡上，那是集体时分给他家的承包山。山坡上有几棵松树、柏树和十几棵板粟树。从此，这些树们将与小主人朝夕相伴。想必惟玉小时候就经常来这里玩，上学后的假期也会经常拿本书在上面盘桓。山坡的下面有一块面积不到半亩的水稻田，绿油油地覆盖了青禾，这是惟玉家的责任田。惟玉就是在这块稻田里拔草时遭雷击的。当雷雨到来时，他拔草正拔到一畦田的一大半，他直起腰抬头看了看天空，准备将剩下的一小半干完就收工，但就在他重新弯下腰的时候，那横祸飞来。据说，他遭雷击后仍保持着这低头弯腰的干活姿势，好像一尊没有经受过痛苦的雕像。
      将惟玉葬毕，大家都慢慢走下山坡，快到坡跟时，突然从惟玉的坟那儿发出一阵撕心裂肺的女子的哭声。大家都停住了脚步。远远地只见一个女子，伏在惟玉的坟上，有两三个妇女正拉着她的胳膊。但她们拉不住她，她死死地扒在坟上。我们断定并很快得到证实，她就是和惟玉订亲不久的未婚妻，一个虽无文化，但心地善良的村姑。希望和憧憬，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就突然地破灭了，她内心所承受的悲伤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盛夏的火风熏得人心里直发慌发毛。我们这些送葬的人，还有地下的死者，都在默默地听着那村姑的泣诉。




作者简介:
      陈少林，安徽望江人，现居杭州。散文、随笔、诗歌散见于《散文》《清明》《草原》《诗神》《西湖》《椰城》《黄海文学》《中国青年报》《中国文化报》《安徽日报》《联谊报》等报刊。著有散文集《月亮是盏不灭的灯》（2019年1月文化发展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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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说，隐急有不适

“隐急有不适”？恕我愚钝，这话我没有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