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静默的时候终究要来临 草力 此刻,她仿佛是对着卡拉扬,而不是手机店的老板。卡拉扬是她家狗的名字,她常常这样对它轻声细语,亦或是自言自语:在每个午夜、清晨,在沙发上、床上,卡拉扬乖乖地躺在她身旁。她会给它一个专用枕头。枕头比她用的还贵,是当年朋友圈很火爆的泰国乳胶枕,花了三百多块钱。但它并不领情,经常用牙啃,用爪子挠,把它当成了一个玩偶而不是睡觉的工具——当然女人最能明白,睡觉的工具意味着什么。尽管它只是一条狗,她却想给它带来足够的尊严和自由。一度,每当卡拉扬撕咬乳胶枕时,她会默默地起身,坐正,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场表演或者闹剧。她眼神空洞,很难形容心境是委屈,是同情,还是报复的快感,也可能欢快多一些吧,不好表达。这时,她会下床,打开客厅的音响,插上手机,播放莫扎特的《春之声圆舞曲》——卡拉扬指挥的。当然她看不到这位指挥帝王闭着眼陶醉的神情,但是这种美妙的情绪会在整个房子蔓延,让她也慢慢闭上眼,沉浸其中。 “你有苹果账号吗?”手机店老板没抬头,身子伏在工作台上。 “没有,怎么申请?你帮我申请一个吧,我不会摆弄。”女人也没有抬头,依旧在摆弄自己的手机。似乎摆弄这个词能涵盖她所有的日常生活,甚至人生,也似乎只有用摆弄才能准确表达她内心无限的柔软与顺从。有时候会让人遐想,是不是凡是能这个词代替的,她都会毫不犹豫按住Ctrl+F,全部查找替换,至于把什么替换成摆弄,这个就要问她自己了:在菜市场买菜,对菜摊老板说,我想买条鱼,你帮我杀了摆弄一下吧,去理发店剪头发,对理发师说,你帮我把头发摆弄摆弄吧......似乎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都可以用摆弄,这个词充满了柔软,也充满了信任,宛如在悬崖峭壁上,把一条救命绳索交到一个人的手里,哪怕对方是一个陌生人,也足够让她信赖,毫无防备。 一个小伙子急冲冲走了进来,说急冲冲是因为女人虽然低着头,却分明能感到呼啸而来的风,风中夹杂着一股暖流,烟味随之而来在她的周围弥散开来,让她忍不住想咳嗽。她的扁桃体一直以来就不太好,她出门必须带口罩,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她就有戴口罩的习惯。很多人见到会本能地远离,跟她保持一个心里可接受的安全距离。似乎每个人心里都在嘀咕:她是一个病人,至于什么病,没人知道。也许是感冒,也许是绝症,也许是怕被别人传染,也许是怕传染别人,总之要把病毒隔绝。没有人会走向前问一句:你有病吗?但是从他们的眼神,女人能读到嫌弃、疏离,还有恐惧。其实,她很想走向前跟别人解释一下,自己没病,也不是嫌弃别人有病,而是自己扁桃体不好,空气但凡一有点不干净,自己的嗓子就开始剧烈的咳嗽。当然还有一个不可言说的小心思,她想保护自己的脸,不想受到污浊的空气和灼烈太阳的侵袭,她皮肤白嫩,虽然五十多岁了,不再有年轻时候的光亮,但依然可以说是白嫩的合格。有点像《陆犯焉识》的作者严歌苓,不是巩俐的扮演者。这是她自己评价自己的,只不过她不是一个作家,是个音乐家,准确说是一个音乐老师。 几年前,她开始在老年大学教合唱团,她的主修是女高音。教授这些业余都算不上的老头老太太是绰绰有余的。他们这些人都是来这里打发时间:孙子孙女已经上学了,自己总要找点事情做,跳广场舞在他们眼里显得有些太低俗,没有品位和追求,怎能配得上自己的一身旗袍和压在柜子底下从来没有机会戴上的皱巴巴的领结。之前网上有段话说老人碰瓷,形容他们“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而这些喜欢唱歌的老人,估计当年也是文艺青年,喜欢读诗,喜欢听歌,憧憬浪漫,花前月下。 “你快点,我还有急事呢。”小伙子趴在柜台上,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来回滑动手机。 “急什么急,我不得一个一个来啊。”手机店老板依然没有抬头,声音依旧那么平静,没有不耐烦,更没有丝毫歉意。从他们对话的语气能判断出他们是熟人,至少是认识。所以谁也没跟谁客气,都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和盘托出。在这样的聊天氛围中,女人跃跃欲试,也想加入。像一个静谧的夜晚,她在百无聊赖地散步,看到广场上跳舞的大爷大妈,也会忍不住加入他们的行列,反正自己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反正对自己没有什么害处。她会迅速而优雅地闪入人群,成为其中一员,远远看去,不是鹤立鸡群。那么和谐,跟他们打成一片,融为一体。跟此刻小伙子和手机店老板的聊天一样是浑然天成。 “小伙子,你是本命年?”女人就这样浑然天成地开始了她的舞蹈。觉着轮到她上场了,总要说点什么,否则又到他们之间的下一个循环了。像是跳绳,你必须抓住时机,勇敢地纵身腾空一跃。 “是啊,”小伙子扭头打量了一下女人,从头到脚扫视,或者说是审视。这份审视带着警惕,饱含惊讶。当然不是惊讶她长得像严歌苓,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谁是严歌苓,甚至他从来就没有看过《陆犯焉识》。哪怕让他看,他也不感兴趣,虽然他很爱看电影——他这次来手机店买一个二手手机,就是想买一个存储空间大的,能不限流量或者包月流量够大的,自己要用来看电影。只能说他们看电影的类型不一样。“你怎么知道的?”他还是如实表达了自己的好奇,本能的好奇,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能轻易看透自己的好奇。 “因为你穿了一条红色内裤!”“你的红色内裤都露出来了。”女人指了指他的屁股,仿佛在指认犯罪现场,让她感到有一些不适,也感到了一丝羞耻。虽然穿红色内裤的是他,而不是自己,但好似自己干了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这种感受让她自己顿时脸红。哪怕自己已经是五十多岁的年纪了,依然会脸红,宛如少女。 小伙子扭头看了看自己的屁股。他穿着一条白色的运动裤,像清晨广场上打太极拳的大爷大妈穿的太极服。女人隐约记着,在某个失眠的夜晚,她用尽全部的力气,熬到天亮,就像等待拿到离婚证一样,松了口气,用仅剩的力气,挪到广场,在冰凉的石凳上坐下。她似乎是看到过,是的,是似乎,她不能确认,隐隐看到穿着红内裤的大爷。但是她没有上前指认。她没有力气。 “我对象买的,我不穿,她非逼我穿,说本命年都要穿,辟邪!”小伙子的目光再次从自己的屁股转移到了女人的屁股,让人觉着他是在寻找证据,举证她也穿着一条内裤,一条红色的内裤。这样他们就是同犯,就要同仇敌该,相濡以沫。当然用相濡以沫来形容他们是不恰当的,毕竟他们不是夫妻,但是就那么个意思吧,反正谁也不能背叛谁。 小伙子失望了。他的眼睛反复扫描,也没有发现任何红色内裤的迹象。他不好意思直截了当问她是否也穿着红色内裤,这分明是陷害,如同问她,是不是偷了我的手机一样——他跟她都是因为手机被偷了才来买一部二手的手机。但是他总要说点什么,不能这么沉默,显得自己太懦弱。 “你本命年不穿红色内裤吗?”小伙子问,他只能这么问。礼貌又得体,也能隐隐感受到他的孤立,以及渴望被认可。这样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些许安慰。 “不穿!”女人轻柔而果断地回答,立马与他划清了界限。 她年轻的时候,是喜欢穿红色的、粉红色的衣服。甚至高跟鞋都是暗红色的,她走起路来高挑挺拔,总是那么笔直,那么傲然。结婚那天晚上按照习俗她浑身上下都是红色的,包括内裤。其实在结婚之前,她也有很多红色的内裤。哪怕不是本命年,她也喜欢。同房花烛夜的时候,她竟然没有见红。男人很愤怒。她很委屈。 从此,她把全部的红色衣服和内裤全丢了。 小伙子扭过头继续摆弄手机。 “你朋友圈把我屏蔽了。”小伙子对手机店老板发号施令。 “什么?”手机店老板终于抬起头怔忪地看着他。似乎他也想被认可,眼睛里充满了期待。 “你的朋友圈把我屏蔽了。”小伙子提高了音量,有些激动。屁股连同红色的内裤也跟着激动起来,震颤了一下。 “为什么?” “不想让她看到。” “谁?” “我对象,还能谁。” “看我的朋友圈?” “不是,怕她知道我买手机了。”小伙子有些泄气,仿佛自己的又一个秘密被指认了出来。自己再一次完全裸露在他们面前,毫无保留。 “非要说得这么清楚吗?!”他显然有些故作生气。 “哈哈哈哈......”手机店老板心满意足地低下了头,笑声中有几分轻蔑,有几分得逞后的不怀好意。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怕女人吗?”女人又开口了,虽然她也是女人,此刻,她仿佛有种大义凛然的气势,自己看待问题的观点已经超越了性别,站在了人类的制高点。无论是年龄还是阅历,女人确实有这个资格,虽然此时她坐的位置没有在物理空间上占领制高点——每次小伙子回头都是俯视她,但她不在意,她没有抬头,也感受不到这份压迫。 此刻这句话,让小伙子又一次转头。 他的眼睛不知道该停泊在她身上哪个部位,她全身穿着朴素:一双灰色的运动鞋,一条暗灰色的粗布裤子,一条白色的T恤,胸前画着一幅类似梵高自画像的油画,象征意味那么浓郁。她坐在靠墙的沙发一角,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柔顺的头发半遮半掩,当然不是故意的,是顺其自然的造型。就像她说出的每一句话,顺其自然。 “哪个男人不怕女人,你以为讨个老婆容易吗?”小伙子试图辩解。 “你家大哥,不害怕你?”这一次,小伙子也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顺水推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可能是被女人传染了——女人的心境。 “你没有大哥。” 女人停止摆弄手机,抬头看了一眼小伙子,这是他们第一次目光碰撞。好比是在马路上他们迎面撞在了一起,这可以理解,也可以被原谅,因为他们都在低着头,边玩手机边走路。只是,女人抬头是因为小伙子的叫喊声音,他叫喊着“让一让,快让一让!”但是为时已晚,抬头的一瞬间撞在了一起。他们似乎都没有愤怒,也没有责骂对方,就是在这一瞬间,眼神交互。 女人涂着淡淡的口红,脸上刻画着不深不浅的皱纹。 有些时候,感觉女人不像是音乐家,反而更像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一个话题终结者。她刚才的这句话,更像是一个句号,把这场正准备徐徐展开的聊天,戛然而止。这不是她的感受,是他们的感受。 本来小伙子也渴望能听到她作为一个过来人的谆谆教导,如何看透女人,虽然他看过很多女人,也相处过很多女人。就像有导演评价周迅是“通过谈恋爱和演戏来认识世界和男人”,他也想通过恋爱认识女人。令人失望的是自己依然被女人摆弄。 离婚是她提出来的,虽然她没有工作,之前是一名音乐老师,在一所民办大学。那时候她没有正式的编制,只是外聘。每周几节课。后来女人的老公说,“别工作了,在家好好照顾孩子就够了,我能养得起你,能养你一辈子。” 是这句话,让她有些感动,比刚结婚追求她时写的一封封情书,比情人节时送给她的一束束玫瑰,都让她心花怒放。 是的,他会养我一辈子。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浇筑在儿子的学习上,希望他能将来有一番作为。儿子也很听话懂事,让她省心。 但是,老公却不让她省心,外边有了女人。 她没有寻死觅活,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我和她,你选一个吧。” “她已经怀孕了。”男人低头抽着烟,烟雾缭绕,遮挡了他的脸。这次他们眼神没有碰撞在一起,是刻意避让。 她在老年大学摆弄这些老头老太太,训斥他们像当年训斥自己的儿子一样,那么理直气壮,那么趾高气扬。她确实站在最高点,站在阶梯教室的台阶上,她能看清下面每个人的脸。她上课有个纪律,所有女人必须把头发扎起来,不准披头散发,不准头发挡住脸。虽然来合唱团的老太太没有留着长头发的,更没有柔顺到一低头就可以遮住脸的头发,除了她。这个纪律像是自己给自己制定的,其他的人甚至违反的资格都被剥夺了。 她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这份特权,又如履薄冰地履行着这份诺言。 “快点,我下午两点之前要赶回老家。”小伙子再一次重复自己的底线,仿佛这是他的纪律。但似乎对手机店老板不奏效,像是一块过期的膏药,不疼不痒地黏在他的身上。他有些烦躁,从他那一声深沉而悠长的叹息中能感受到。 “我不得一样一样干!要不你来?”小伙子的纪律非但没有奏效,反而被他训斥了一顿,像女人教授那些合唱团的老头老太太的口气一模一样。 “办个什么卡?”手机店老板问。 “随便,只要流量够用就行。” “60G够了吧?” “嗯,够了。” “把你的身份证拍个正反面发给我。” 小伙子摸了摸口袋说,“没拿身份证啊。” “不行,没有身份证不行。” 小伙子迅速闪出了手机店。 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身份证和一支燃烧着的烟。女人这次没有感受到呼啸而来的烟味。 “你没到三十岁吧?”手机店老板抬起头问小伙子。 女人也抬起来头,仿佛是一个围观者,在准备看一场表演。 “没到,怎么了?我刚二十四。”小伙子如实回答,又不是相亲,他没必要掩饰,如同他没必要掩饰自己的红色内裤一样的诚实。 “办这个卡要求年龄十八到三十岁。” “你几月的生日?”女人问了一句,看似是替手机老板问的问题,但又不是他想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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