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冬梅：一个山里姑娘的革命历程

                                                                                              一个山里姑娘的革命历程                                                                                                    杨冬梅

      杨继，我的二姨，1927年生，1943年走上革命道路，从此为之奋斗一生。

      2014年9月，胶东大地掀起一股征集胶东红色文化史料的热潮。

      2014年12月26日，我电话采访了远在沈阳的二姨。刚洗完澡、感冒还未痊愈的二姨, 听我说烟台正在征集红色文化史料，高兴得像个孩子，在电话那头滔滔讲述她初识抗日军队、参加地下工作、参军路上的往事——

      一、初识八路军

      1937年春天，住在崖南头的姥姥摔断了腿，妈妈打发我去照顾她。我来到崖南头村时，一群穿灰色军服的战士正在大街上忙碌着，他们有的在扫大街，有的在给崖南头的人家拉柴火、挑水，崖南头的大街从来没有像那天那样干净热闹过。

      在姥姥家门口，我看见几个战士正在姥姥隔壁的院子里做饭。走进姥姥家里，我看见一个军医模样的战士正俯身给姥姥治腿。比以前胖了许多的姥姥告诉我：“村里驻着一支抗日的军队。我摔断腿躺在炕上动弹不得，是他们的军医每天背着药箱登门给我治腿，是隔壁炊事班的战士送来热汤热饭，是其他战士们在炕头唱《贵儿妈》为我减轻腿痛。在战士们无微不至的照顾下，我能拄着木棍下地走动了。"

       姥姥说的这些战士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在以后住姥姥家的那些日子里，战士们走到哪我跟到哪，战士们搞文艺演出我就追着他们去看演出。 尤其是战士们演唱的《贵儿妈》

让我百看不倦，百听不厌。

       也就是从照顾姥姥那天起，我知道大山之外的山里还有一支爱护老百姓的抗日军队，从他们的行动上，我看见了共产党的影子，也就是从他们的歌声里，我听见了党的声音——这一切在我心里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二、为八路军筹集军粮

       1941年春天，我完小毕业升读朱吴高小。咱村的杨振店和你姥爷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都是搞地下工作的。那时候, 我经常到他家里玩耍。玩的时候，我发现有个穿便衣的地下党隔个十天半月就来他家里小住一段时间。我偷偷观察，发现他在村里开展地下工作。同年4月，海阳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那个地下党来得更频繁了， 他是在村里筹集“救国公粮“。

        地下党的行为让我想起姥姥村的那支抗日军队，我觉得地下党就是那支部队的战士。我很敬佩他，立志长大了也像他们一样为八路军筹集公粮，为八路军做事儿。1943年春天, 十七岁的我高小毕业了，因父母是抗属，村组织安排我到妇救会。

       加入妇救会后，我跟着妇救会的大姐们逐门逐户筹集军粮，跟着老党员们往海阳、莱阳以及青岛等地送公粮。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赶着毛驴跟着老党员张焕德和杨元德把筹集来的粮食送到青岛回来，双脚磨起了好几个大水泡，在炕上躺了一两天才能下地。

       同年，八路军为截断鬼子的粮食来源，曾在各山区发动过藏粮食的运动。运动之初， 那些思想消极、不支持抗战的地主，一方面怕鬼子和国民党的土匪军抢粮，另一方面担心我们向他们筹集八路军的军粮，就把粮食全部搬到山上藏了起来。

       1944年4月，庄稼青黄不接，老百姓家里没有多余的粮食上交了。怎么办？八路军正在前方帮老百姓打鬼子流血牺牲，我们这些在后方工作的人决不能让战士们饿着肚子。大家着急万分地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咱那个小山沟里有两个地主：一个叫杨殿江；一个叫曲淑娥。杨殿江把粮食藏在北山的石屋和山洞里；曲淑娥就把粮食和粮囤搬到北山的山沟里。那些用麦秸盖着的粮囤， 一个紧挨一个，摆满了整条山沟，昼夜有家丁看守。

        经过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去偷地主的粮食。在那个特殊时期，我们的每项活动都要严格按照党组织制定的计划进行，就连装粮食的口袋都由党组织统一安排。经党组织研究同意，我们分批拿着党组织提 供的口袋上山偷地主的粮食。

       一天晚上，党组织用计把看守粮食的家丁骗下山，灌醉,我和杨云英还有老党员杨元德拿着三条口袋,踩着月光, 深一脚浅一脚，来到北山的山沟里，快速打开曲淑娥家的一个粮囤子，用手往口袋里把拉粮食，三条口袋装满了，我们背着下山。

       月亮亮如一盏大灯笼，照得满山通亮。

       那些年山里有狼，狼藏在树影下窥视、嚎叫。由于害怕，我们背着粮食，慌慌张张走进了乱石丛里。突然，一阵钻心的疼痛从我的右脚袭遍全身， 我的腿一软差点倒下。走在我 前面的两个伙伴紧张地问我：“怎么了？”我故作镇静，说：“让石头绊了一下。”

        原来，走在乱石丛里，其实是一块像刀子一样锋利的石头刺穿了我的棉鞋底，把我的右脚割开了一条大口子。黏糊糊的血湿透了我的右脚，浸透了我的棉鞋。怕两个伙伴担心, 我没告诉他们脚受伤了，忍着剧痛，一痛一拐跟在他们身后, 把粮食背下山，送到杨振林家里。

        当夜，我们三人又赶着三头毛驴，把偷来的粮食送到莱阳。送完粮食回村，我的右脚肿得像个大血饽饽，一步也走不动了。

       三、杨云英违犯党纪挨打

       1945年，各村出现了出卖村干部和党员的现象，为保护本村干部和党员，村里的党组织及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一, 党员与党员之间不准相互打听各自的身份；二，不准对自己的家人透露组织的活动内容； 三，一切行动听党组织安排， 包括筹集粮食用的口袋；四， 违反党纪者严惩。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虽然过去七十年了，但我还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青妇会的杨云英在筹集军粮时，因党组织提供的口袋不够用，就私自做主借了邻居家的一条口袋。党组织发现后，紧急把我们召集到山前那座龙王庙里开会。会上，杨振林不仅严厉批评了杨云英违反党纪的做法，还当着众人的面对她拳打脚踢一番。打过杨云英后，杨振林很严肃地跟 我们说：党的纪律是铁打的。 在这个特殊时期，为保护你们这支革命力量，任何人无权逾 越党纪这道铁门槛。

       老领导打了人，我们不但不恨他，反而很感激他。因为他是为保护我们才动手打人的。杨云英挨打确实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以后的各项地下工作中，不管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以此为戒，要求自己严格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去做。

       四、主办乡村俱乐部

      几年的斗争考验，更坚定了我的革命意志。看着我在斗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党组织，安排我和同村的杨元海共同主办乡村俱乐部。党组织的信任 更坚定了我的革命决心，我全 身心地投入到俱乐部的工作中去。

       在俱乐部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和杨元海围绕党的政策编排节目、编唱歌曲、扭秧歌, 走街串巷宣传党的政策和八路军的抗日决心。

        经俱乐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我和杨元海编排的抗日小剧《懒老婆》，在1945年海阳举办的文艺汇演中，打败朱吴赛区十二个俱乐部参赛的节目，荣夺二等奖。

        1946年春天，从前方火 线上抬下的一批伤员转到夏村了。上级通知村里安排妇女到夏村抬担架。听说有抬担架的任务，我急忙放下俱乐部的工作，到领导那里争抢抬担架的任务。老领导杨振林心疼我年 龄小个头矮、不安排我去。我不干，我说我都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抬担架我能行。在我的坚持下，杨振林同意了。

        夏村距咱村有七八十里的山路。我和青妇会的姐妹们扛着担架，翻过东边那座大山，往东翻过若干座大山来到夏村，把伤员从外地民工肩上接过来，四人一副担架，轮流抬着往盘石周围的村子里送。

       夏村距盘石周围的村子有三四十里地的山路。抬着伤员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我的双脚磨起了大水泡，肩膀被担架压出了大疙瘩。抬不动了，我想停下来歇歇脚、歇歇肩膀的时候，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的呻吟声，立即打消了我想歇息的念头。看着他们那奄奄一息的年轻生命，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走，快走，争分夺秒抢救他们的生命。

       入党的梦想在地下斗争和艰苦磨练中生根发芽。1947年 7月1日 ,在老党员张焕德和杨俊奎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的入党梦想在我二十岁那年实现了。同年11 月，解放军要消灭盘踞凤城的 国民党——解放凤城的战斗打响了，我以党员的身份带领青妇会的妇女姐妹们又风风火火到凤城抬担架。解放凤城的战斗打了三十五天，我们风里来雨里去抬了三十五天的担架。 这次拾担架之前，我是个白白胖胖的小胖墩，一个月下来，我黑了许多，瘦了一圈，街坊婶子见了我都夸我壮实了、苗条了。

       五、离开山沟沟上大学

       1948年2月14日，是我 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半夜， 我摸黑背起卷着一管水笔、一个本子、一双布鞋的小毯子， 瞒着妈妈，悄悄走出家门，走出那条我走了二十一个春秋的 小胡同，往老领导杨振林家里走去。

       在杨振林家里，我的入党介绍人张焕德和杨俊奎在煤油灯下给我开出介绍信，并叮嘱我：“路上千万保管好介绍信, 到了桃村把它交给建国大学的党组织。这张在家庭成员一栏上写着你父母是抗属的介绍信，是你走出大山、闯荡革命生涯的通行证。"

       接过介绍信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含着眼泪把介绍信叠成方块，揣在贴身的衣兜里。老领导杨振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这几年的地下工作中，你很好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你的每项任务，你的表现很棒！上级组织只给咱们村一个上建国大学的名额。党组织之所以把这个宝贵的名额给了你，就是希望你出去好好学习，回来继续参加党的工作！“

       天刚蒙蒙亮，我背着那床妈妈一针一线缝制的小毯子， 背着老领导的嘱托，背着大山的希望，走出了那座养育我、 培养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山。

      六、从军路上多危难

      从早走到晚，我风尘仆仆来到桃村，把介绍信交给建国大学的党组织。当建国大学党组织从介绍信上获悉我是抗属的女儿时，立即动员我参军。十岁那年在姥姥村初识抗日军队就立下了当兵的志向，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与我有着同样志向的还有三十多个海阳姑娘，她们是从部队被服厂挑来的优秀女孩。我们穿上了没有军衔的军装，在组织的安排下到第三野战所学习管理账目。第三野战所是一支游动的部队。学习一两天后，组织派一个连的战士护送我们去寿光学习。
       途中穿越国民的封锁区时，国民党追兵跟在我们身后打。在追兵的追赶下，我们在海阳境内绕转了四天，来到莱阳的白沙河旁。我们的脚跟还未在河岸上站稳，国民党的追兵就追来了。护送我们的战士与追兵在河岸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中，好几个战士壮烈牺牲。
      战士们的奋力拼杀打退了国民党的追兵。我们死里逃生, 绕走了四天，又折回海阳西部的解放区。重新站在家乡这片散发着花香、草香的泥土上， 我们这些脚上磨着大水泡、惊魂未定的海阳姑娘，忘记了脚上的疼痛和一路的危险，搂抱在一起，大呼小叫起来。
       在海阳休息了几天，补充足了路上吃的粮食，我们重新上路了。这次出发我们避开国民党的占领区，绕道滨州，在滨州境内绕着国民党的封锁区又走了三四天，中午时分来到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子。
      这个小村子坐落在黄河岸边上，距离黄河只一步之遥， 毫不夸张地说，站在村边伸手便能够着黄河水。我们到达这个村子时，天上刮起了大风， 大风把黄河水掀起半层楼房高的巨浪。
      我们是从胶东走出来的姑娘，从来没见过黄河什么样。 如今亲眼所见，觉着横在我们面前的黄河就像一只发怒的狮子，张牙舞爪地要把我们囫囵个活吞了。
       这个村子还属国民党占领区。我们不敢在此逗留，决定顶着大风冒着被黄河水吞噬的危险渡黄河。我们从老百姓家里借来舢板。所谓的舢板就是用几块木板绑在一起的小木排。我们把行李在舢板上围成一个圈，几个人紧挨着坐在中间，由老百姓把我们的舢板一个一个推进黄河。
       舢板载着我们就像一个陀螺，在巨浪翻滚的黄河里打转。 “哗“地一声，一个巨浪打在我坐的那个舢板上，舢板摇摇晃晃往水里翻沉。一看不好，我们把行李一股脑掀到黄河里。掀到黄河里的行李，眨眼就被巨浪卷走了。
       我们坐着舢板正在黄河的河中心打转时，国民党的追兵追到了黄河岸上，他们见追不上我们了，一个劲地朝我们开枪扫射。呼呼而来的子弹打在黄河水里,打在我们的舢板旁, 飞起朵朵水花。
       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渡过黄河，来到黄河对岸的一个小村里，花钱雇老百姓的大板车，马不停蹄地往解放区沾化县城赶。坐着大板车走了数日，我们终于踏上了沾化县城这片异乡的解放区。
        在大板车上颠簸了数日，我们被黄河得风沙吹得像一群 黄土泥人，分不出你我。海阳姑娘都很注重形象，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恶劣环境，都要把自己收拾得干净漂亮。刚到沾化县城落稳脚跟，我们便四下散开找水井取水洗漱。可是，我们找遍了沾化县城，也没找到一眼水井。我们觉得很奇怪， 就跟当地老百姓打听水井的位置。老百姓告诉我们：这里没有水井，取水只需挖开黄泥。
       听说黄泥下有水，我们立即蹲在地上用手挖开黄泥。当那些泛着黄泥、浑浊不清的小水坑一个个露出来时，我们就像下凡的七仙女见到人间的大水潭一样，高兴地聚在那些水坑旁相互追逐、撩水花、梳洗 打扮。沾化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荡漾着胶东姑娘的欢声笑语。
       梳洗完毕，我们又开始到老百姓家里找粮食——我们从海阳带的粮食吃光了。
       沾化县地处黄河三角洲，黄河年年闹水灾，水灾过后紧接着发生蝗灾。水灾、蝗灾双重天灾导致这片土地的粮食十年九不收。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难。为糊口，当地老百姓发明了蚂蚱煎饼。
      深秋季节，天气转凉，冻得半死不活的蚂蚱密密麻麻落落在草丛上。每当这个季节，当地老百姓就像收获庄稼一样把蚂蚱收回家，盛在缸里，捂上草，风干，捣碎，捡出捣不碎的蚂蚱翅膀和蚂蚱腿，上碾子碾成面，掺上玉米面烙煎饼吃。
     老百姓的生活如此艰苦，让我们震惊。
我们是党的战士不能搞特殊化，老百姓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我们一日三餐就跟着老百姓吃蚂蚱煎饼。一顿饭吃下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呕吐好几次。
      捉鱼、熬鱼粥是我们在沾化渡过得最美好时光。每逢下雨天，沾化县城满地都是活蹦乱跳的鱼，那些鱼是从涨满水的黄河里跳出来的。为了改善生活，我们冒雨到草丛里抓鱼熬鱼粥喝。
      在沾化县城吃着蚂蚱煎饼、喝鱼粥学习半个多月，我们离开沾化这座荒凉、贫瘠的小县城，往参军路上的终点寿 光开拔。


     七、冒死者管火药库

     1948年6月，我们历尽艰难到达寿光。组织把我分在进攻局（没有军衔，享受部队待遇）信号车间看管火药库，其他女兵则去兵工厂拆火药袋子。
     火药库建在寿光山区一个人烟罕至的半山腰上，它的周围除了山还是山，山里连只鸟也看不见。当我高兴地来到火药库报到时，心一下子凉了半截。离家之前，我曾无数次描述过自己走出大山的情景：像男兵一样在炮火中战斗，在战斗中立功。
     工作之初，我听来取弹药的战士说，在我之前有很多战士在这里工作过，因他们掌握的化学知识太少，在看管火药库时操作不当引起火药爆炸， 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这里。听战士们这样说，我才明白这项 看似清闲的工作十分重要—— 它是我一个人的战场，我的敌人就潜伏在那些装着化学品的瓶瓶罐罐里。我不能对这个威力巨大的敌人掉以轻心。
     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兵工厂的信号车间用汞制造信 号弹。汞是一种银白色液体，
俗称水银，蒸气有剧毒。
     火药库里摆着好几口大汞缸。每当信号车间的战士来火药库取汞的时候，我怕他们把信号车间的火药粒带进火药库引起爆炸，坚决不让战士进火药库的门，就让他们等在门口， 我用双手把汞从汞缸里捧到器皿里交给战士。因长期接触汞, 我的双手被汞烧得脱了好几层皮，咽喉被汞的蒸汽灼烧得终日疼痛。
     为确保火药库的长久安全，我干脆光着脚丫在火药库里走动。一个人整天赤脚泡在火药堆里,我也成了火药蛋子, 胆子越来越大。兵工厂的领导因此爱怜地叫我“小大胆”。



八、清理爆炸现场

寿光的山，一个山包连着一个山包，兵工厂就建在山包之间的一块平地上。这个隐蔽在山包之间的兵工厂以生产60炮弹为主，生产出来的60炮弹专供解放济南的炮团使用。
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弹药紧缺，为节约火药，在前方作战的炮团的技术兵，把受潮打不出去的火药袋子从炮膛里拆卸下来，送到寿光兵工厂重新加工使用。
那些与我一起来寿光的海阳女兵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端着脸盆在离兵工厂很远的山包上拆火药袋子。白天我站在火药库外面向山下的山包望去，一个连一个的山包上，到处都是蹲着剪拆火药袋子的女兵。
拆卸下来的火药袋子是用棉布缝制的，火药中间埋着一根引爆的火线。那些拆卸火药袋子的女兵们在山包上拉开很远的距离，蹲在脸盆前面小心翼翼的把火药袋子剪开，小心拿出火线，把火药倒在脸盆里。 拆卸过程中，姑娘们手中的剪子稍有抖动碰到火线，便会引爆火药被炸飞。
那段时间，我在火药库里每天都听见从山包那边传来三五次爆炸声，随后听到三五个女兵牺牲的消息。
一天，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又传到火药库里，紧接着领导来通知我下山接任务。当我来到厂部附近的碾子旁时，看见那盘碾火药的碾子和碾子旁的女兵宿舍不翼而飞了，碾子附近的树上挂满了血肠子、断肢、 碎衣片。
原来，一群女兵正围着碾子碾几袋子火药，碾着碾着，火药“轰”的一声爆炸了，那群女兵与碾子以及碾子附近的女兵宿舍同时被炸飞了。
爆炸事故发生后，上级怕附近老百姓看见造成不良影响，紧急召集全体党员清理爆炸现场。我怀着沉痛的心情，端着脸盆在厂部附近捡拾牺牲女战友的碎肉……
九、尾声：人已老，心仍红讲到这里，电话那头的二姨轻轻抽泣着，一时说不出话来。
在与二姨通话的过程中，她说上三句两句话就会提到 “共产党”三个字，话里话外能听得出，人到暮年的二姨还像年轻时一样，共产主义信念依然那样坚定，对党依然那样热爱、那样忠诚！
二姨在济南解放后，上级调她到济南工作。在济南工作了不长一段时间，二姨跟着部队北上沈阳了。中国解放后，组织安排她到沈阳某制药厂工作并兼任该厂党委书记。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二姨勤勤恳恳工作到离休。
最后，我让二姨说出自己的暮年感言，可爱的老太太斩钉截铁地说：“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全人类的解放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高兴！” 我也兴致大发，逗她说“二姨, 您嗓子好，给俺唱唱《贵儿妈》 呗！”于是电话那头的二姨爽快有韵地唱到：


贵儿妈，
同志们在这过，向你要杯水喝，
凉水热水你不给，都叫人家来批评我，
贵儿妈，
吃完了饭，收拾收拾上前线，
贵儿妈你在家，样样事情你打算，
我要上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