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业余正名 赵锁仙:
发明大王爱迪生结合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总结出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人的差异是在业余时间造成的“! 我是一名宣传教育工作者,业余时间喜好文学创作。业余创作的异常艰辛且不说,单单是来自他人的偏见,足让人艰于呼吸视听,好象我不务正业,好像我理亏似的。长期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令人惶恐不安,无所适从。放弃,不甘心;干下去,很挠头。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所有的宣传未必文学,而所有的文学都是宣传“,这话好像是专门为我解围似的,我心存感动,说得太好了。是啊,文学与宣传实在可以算同族同宗,可以说文学是更有力的宣传。枯燥的、呆板的、说教式的宣传对宣传教育对象容易引起逆反心理,很难产生积极效应,倒是那些妙趣横生、幽默机智的文学作品,能够使读者在轻松中受到教育,愉悦中接受启迪,快乐中获得警醒。宣传教育工作者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是对业务水平的滋养,是对本职工作的促进,天经地义,何错之有?从此,我不再有负罪感,不再犹豫彷徨,我继续上路,写作不辍! 时间成为我的第一需要,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向睡眠要时间,无限制地透支体力,以血肉之躯去打拼。十多年来,我马不停蹄,风雨兼程,熬花了眼睛,累弯了脊梁,吃尽了千辛万苦,但矢志不移,痴心不改。饱醮生命的琼浆,写下了一串串、一行行、一页页泣血带泪的文字。每写一篇文章,犹如一场鏖战,碧血青丹,炼墨“涂鸦”。用笔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升华情感、激活心智、旺盛斗志,它已经远远超过写作本身带给我的快慰,它优化了我的生命质量,乐在苦中! 我一千次一万次地做着遥远的梦想:做一名专业文学工作者!那时候,我尽可以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堂而皇之地写下去。可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职业选择,并不由自己来决定,外在因素多多,我只能屈从现实,坚持业余创作。 我不世故,不会投机钻营,不会拍马溜须,只知道埋头苦干,上司心一歪眼一闭,我二十多年如一日苦心经营的正业一夜间付之东流,落得一把伤心泪,而十多年的业余创作却点亮了我生命的灯,已在全国各地40多家报刊发表50万字作品的我,顺利地敲开了山西省作家协会和煤炭部作家协会的大门。我心里十分明白:这辈子成与不成,正业没戏了,全看我这支笔能不能继续写下去。离开文学创作,我就什么也不是。 其实,专业与业余有什么关系?只要立定献身文学的志向,成功一样不会疏远我。记得王安忆曾发过这样的感慨:她以为她的不幸正在于过早地做了专业作家,使她生活无忧,难以真正体验生活的艰辛,反过来窒息她的创作思维。 不仅仅是文学事业,任何一个领域都存在着这样的现象。历览古今中外,歪打正着终成正果的不乏其人:韩愈、欧阳修这些人都做过大官,仕途曾经怎样显赫没有任何记载,留名青史的是他们不朽的诗文。闻一多是学美术的,他的诗歌闻名遐尔;丁西林是学物理的,写剧本一发可收拾;钱钟书原是一名学者,后来闭门两年写了《围城》声誉鹊起。 天文学家哥白尼的职业是天主教的秘书和医生;笛福是商人出身,做过布苑与砖瓦生意,都失败了,负债一万七千多磅。为了生存,为了还债,他拿起了笔,办过报,写过小册子,到五十七八岁才开始写小说《鲁宾逊漂流记》而一举成功,他并没有多大的文学抱负,只是歪打正着,却赢得了伟大成就;迪卡尔创立的解析几何学享誉世界,他却是个职业军官;台湾画家杨明一放着好好的军官不当,挂官去学画画,亲朋好友都说他不可理喻,不务正业,但他义无反顾,全心全意投入画画艺术,其画风潇洒奔放,画技不同凡响,成了张大千的得意弟子;划时代的科学巨星爱因斯坦不过是专利局的职员,是长期的业余研究使他功垂二十世纪科学史册! 心中自有太阳神,管它专业不专业!以我对文学如痴如醉的热爱,以我对文学的一往深情,我会无休无止地写下去,永不放弃。我坚信:纵然没有大成就,必定会有小收成。 人生真是绝妙,往往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 赵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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