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百岁老兵的故事，没听说过如此传奇的百岁老兵故事。
老兵，名叫于国基，是福山区门楼镇南涂山人，生于1921年2月，生命与党同龄，恰103虚岁；入党时间1949年9月，党龄与共和国同龄，正74周年。
但就这两个时间节点和时空跨度，老人没有故事也是最好的故事了。
“国基”，取自于宋·张侃《三高祠》“不有君子生，何以立国基”。于国基，注定有不平凡的人生。
老人坐在椅子上，俯首看书，高度的老花镜遮住了半张脸，那脸几乎是贴到了书的页面上。
老人觉察不到我的来访，因为耳背，几乎失聪。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那专注的神态，没有百岁老人的沧桑和苦难。相反，一幅淡定、优雅却永不会老去的画面，定格在我采访的开端。
老人看的那本书，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老人看的是本厚厚的大书，而在我的眼里，老人才正是那本厚厚的大书。
1921年，是于国基老人出生之年，是民国纪年的10年。这一年，是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里程碑辛亥革命爆发的10周年；同时这一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是一团火焰，更是一轮红日。
特殊的年份，注定了特殊的缘分和特殊的寄意。那天，当我几经周折，最终持着单位开具的证明信函，走进了福山区人社局档案管理科。
那战火纷飞的年代，年轻的于国基便呈现在我的眼前，黑白的照片却愈发显得色彩浓烈。
那天采访也是一个完美的组合，幸亏有他老人家的孙女婿孙全现场“翻译”。我亲切地叫他“姐夫”了，这注定不是一次意外的遇见。
老人的出生地是福山区斗余镇的南涂山村，属今天的门楼镇，兄弟五人，排行老五。老人入伍是1948年11月，而入伍地是沈阳；入党是1949年9月，入党地却是湖南；老人入伍时虚岁28岁，已婚，儿子已经4虚岁……
这些信息，都是我第一时间采访时获知的。于此，异地入伍、异地入党、已婚且大龄入伍，似乎有些不寻常了。这也就是我，为何要查询调阅到老人原始档案的缘由了。
翻开老人的档案时，那位“姐夫”的口述，还时不时地盘旋萦绕在我的耳边。
“老人的老家殷实富裕，是当时当地的大户人家”“老人上过私塾，有文化。兄弟五人，都在烟台、东北外地经商做买卖”“18岁时，跟着二哥在大连、沈阳等地经营商铺”“出外赚钱，回家花钱，老家风光体面”“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沈阳后，家境如同国境，日子不是日子了”“在东北，老人还学会了日语……”
顺着耳边的话，我对应着并理顺着档案，逐步厘清了故事里的事，在我眼前都一一变成了真事。
眼见为实，白纸黑字，老家土地多少，房产多少，四个哥哥分别于北京、大连、沈阳安家立业……。老人的出身绝对不是一般的普通家庭。
1938年2月3日，日军侵占了烟台。迫于无奈，1939年老人到了大连，跟着二哥一起做买卖，那年老人18周岁，档案里开始有了老人行踪的记录。
从1939年到1948年入伍前，先后在“大连市兴源昌代理店”“沈阳市聚源五金行”“天津市裕隆五金行”“沈阳市义成五金行”营生过。
烟台沦陷近八年，与东三省一样，成了日伪统治区。因有私塾底子、又有头脑，来回于烟大的日统区经商，学会日语当然不在话下，这也验证和对应了采访中“老人会日语”的口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4日，烟台被八路军收复，烟台从此解放。这一年，老人25虚岁，有了自己第一个孩子，大儿子于诗堂。
那天那位“姐夫”讲过：老人共有四个孩子，而第二个孩子是1954年生人。老大与老二跨度之隔，相间10年。这让我又有了新的疑惑，这种反常似乎与那个年代格格不入。
“1947年11月在沈阳市无法经营，失业无事做，当时交通断绝，生活无着。曾以三百万元法币卖给甲上去当了沈阳市守备纵队的兵，在这期间只是正（应为整）编和训练，后因连长打我又跑到第二守备队去。到1948年11月沈阳市解放，被改编到解放军第38军炮兵营五连战士。”
老人也许从没有对外讲述，所以家里人也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段插曲。家里所有的人，都认定老人是1948年的兵。
打开历史的记忆，老人的履历丰富了我们的见识，也弥补了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严峻现实。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将银元国有化、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为法定通货，也就档案里说的“法币”。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为了筹集资金打“内战”，不断增发货币。从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几乎涨了120倍，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
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1948年一粒米都买不到。
了解了这段历史后，也就明白了老人为何养成缄口不语的习惯。日本投降前是被奴役的屈辱和苦难，日本投降后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艰辛和苛刻。是时势逼迫着自己，将自己以“三百万元法币”卖给了“甲上”，才“当了守备纵队的兵”。
“甲上”无可考究，或许是一个特殊的指代，而“守备纵队”，直白地说就是国民党的部队。这无疑是我采访之外的一段意外。
而据那位“姐夫”讲，老人入伍前是因为与国民党兵发生争执，店铺被国民党兵抢掠一空后，走投无路才当了兵，而他说的“当了兵”是当了“人民解放军”，不是档案里的“守备纵队的兵”。
那位“姐夫”还讲过，在当兵走前，老人把自己的经营的“家底”，全都交给了手下的“小伙计”，并再三嘱托，“一旦二哥来找他，就把这钱物转交给他二哥，让二哥带回福山的老家”。毕竟老家有父母和自己的老婆孩子，还需要老人在外赚钱及时补养。
“他看不惯他二哥放浪形骸的举止，二哥发家后，吃喝嫖赌抽”，不是我一笔带过的“简单”，是那位“姐夫”欲言又止。欲言又止的内涵和外延，我不想去臆想和演绎，感觉那里面全都是“猛料”。
但老人从此与老家神秘地“失踪”，与二哥的行径是分不开的。这种抉择，绝不是那么冲动、那么简单的。而标准答案，唯有老人自己是解题人，他把答案封锁，这道题就是一道死题了。
老人是个有头脑的商人，他的每一步都不会盲目乱来的，即使再绝望，“天无绝人之路”。清醒的“成本核算”是商人选择和决定前必须的步骤和前提。老人如此决绝和果断的决定，我不敢妄断。但我相信，成功往往是一场有预谋的精心策划。
这逆水藏舟的“机密”，老人从没有对外泄露过。若不是耳背，若不是103岁，我还会再次登门“深挖”的。
其实，再仔细读下去，这份“机密”在那段“问题说明”里，还有更深层次的说明。
“去当了沈阳市守备纵队的兵，在这期间只是正（应为整）编和训练，后因连长打我又跑到第二守备队去。”
这个也只是“外在”的说明，暗藏在“里面”的是我大胆地设想：老人将自己主动卖给“甲上”，外表看得到了“三百万法币”，而其真正的目的，是谓“形而上”的，说白了就是“复仇”，对国民党兵“抢劫一空”的恶行进行伺机报复的“潜伏”。
“后因连长打我又跑到第二守备队去”，这也说明，当时的老人在整编和训练中，绝不是个“孬种”，绝不是个“新兵蛋子”的形象，连长是领导不了他的，不干仗才怪呢，连长打他，他“又跑到第二守备队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这种“形而上”的“伟大”行为，不过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略写。
一个有故事的人，命运就是如此巧妙的被现实改写。不到一年的时间，辽沈战役开始打响。
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1948年11月2日结束，辽沈战役，共历时52天。而解放沈阳，是辽沈战役的最后一战，也是解放东北全境的最后一战。
而这一天，成了老人这一生的重要转折点——这也是老人家里人通晓的老人“当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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