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轮回》-草力-7100字

轮回

草力

十岁那年的冬天，我们的日子变成五天一轮回：初一上孙家、初二夏家、初三西留、初四朱省、初五谭格庄。

  我家卖牛下货。

  牛肉只有在逢年过节或是有家里客人要来时才舍得吃。但牛下货不一样，村里的人都能咬牙跺脚买一小撮，在黑黢黢的大锅里煮一煮，端到炕上就是一大盆美味的下货汤。跟羊肉汤比味道一点不差，价格却便宜不少哩。

  这对我形成了很大的文化冲突。在学校跟同学说是星期几，而回家跟父母说却是说是哪个集。有时大脑会出现错乱，在课间，同学突然问今天周几（毕竟那时谁都整日盼着星期天）的时候，我会脱口而出：夏家或者谭格庄。这些集他们自然是听说过，甚至是去过。但他们依然像是听到一句外星人说的话一样惊讶，我从这个惊讶中感受到嫉妒混杂在从头打量到脚的轻蔑中。难道是在炫耀我家是做买卖的？我时常会在早晨上学之前喝点牛杂汤，故意不擦油腻腻的嘴，像是涂了劣质的唇膏，哪怕母亲追在后面喊，“擦擦嘴！”

多年以后，这种感受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也出现过。

   我当时在离家八里外的高中上学，其实离我现在的小学只有一墙之隔。但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说普通话，学校也有了很多外乡镇来的学生，方言听起来那么土里土气，我们尽量在学校不说方言。以至于回到家，很难切换，我猜想那时的父母或许跟此刻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学习狗屁不是，歪歪毛病倒是长了不少。其实，他们哪里知道，真正的歪歪毛病，他们还没看见呢。

  我起床时，他们已经装车收拾完了，准备出摊。我偷偷从书包里拿出一沓雪白的演算纸，一张一张对折撕开，掖进父亲的记账本子里。我一直数学不好，哪怕给我再多的演算纸，我也会对着题目发呆，用力地咬着铅笔，甚至把每颗牙齿挨个敲打一遍，像一个愁眉苦脸的老汉蹲在地头敲打每个不争气的西瓜。这种煎熬不想让我的父亲在卖下货的时候同样遭受，如同父母当年对我的期待一样，不想没有文化的苦让我再遭受。我不知道他的数学怎么样，但想想就能猜得出，又能怎么样，毕竟初中没毕业。我多准备一些演算纸，至少能给他一些实实在在的底气。也能让他感受到我所面临的困境，在我每次数学不及格的时候，他能否会想起，在他卖牛下货时，自己所面临的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面临同样的困境——无知的困境。

  雪很大，从早晨一直下到中午。我从家里走出去，走向南街，一直走到街的尽头。路的尽头大片的庄稼地，此时白茫茫一片，再往前是水库。我朝着路的东边张望，希望听到摩托车的隆隆声，希望看到父母的影子从远处闪现。

   一度，在我不经意回头时，却看到同样朝着远处眺望的董世高。他趴在窗棂上，双手紧紧地握着铁窗棂。我循着他眼睛眺望的方向看去，我不确定他在看什么，又在想什么。或许他比我有更多的深谋远虑，又或许是跟我一样都是在等待一个归人，给他做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饭。

  午饭往往比较丰盛：有卖剩的牛下货，有在集上买的面鱼，有时候还能有一些豆腐脑。我狼吞虎咽地吃着，抬头时，父亲已经出门了。虽然我那时才十岁，他也不到四十岁。但从背影看，父亲有些迟缓，显然是累的，像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我不想煽情，只是感觉他走路的速度变得异乎寻常地迟缓，也可以说是凝重。回来时，他拿着一个空碗，碗沿有几处缺口，沾着一些香菜，远远看去闪闪发光，像一个吃饱喝足的油水沾满胡茬的老人。父亲坐在炕边，把盆里剩下的汤，泡着馒头，吧唧吧唧吃起来。看来他是饿了。只是他没有像我们一样在街边或者扒着窗棂等待。

他只吃过劳累的苦，却未必经历煎熬的痛。

木质的小桌子，放在炕的中央。我曾想，如果这个桌子能擦干净，给我当学习的桌子该多好，我的数学成绩就不至于这么差。当然，如果我真的数学很好，我也没有心思，会在父亲去赶集的时候，偷偷的把演算纸塞进记账的本子里。母亲曾许诺过我，说以后这个桌子不用来吃饭了，专门给我学习用。但这个诺言直到我高中辍学，也没有兑现。而今他们依然用这个桌子吃饭。虽然已经有些包浆，甚至面板有些腐烂。于是，母亲从集上买了一张炕席，剩的边角料铺在小桌子上，仿佛他们穿着情侣服。当然，那个年代，还没有情侣服这个词。桌子的油漆脱落了很多。但凡稍微有点细心的人就能看出来，它是纯手工打造的。直到我四十多岁的时候，跟母亲说起，我为什么学习这么不好，母亲说，我根本就不是学习那块料。我说不是的，你低估我了，主要我没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如果小饭桌能当学习的桌子，可能我从此就爱上了学习。

我们此后，谁也没再追究谁的责任和过错。

也不是每顿饭都会把小饭桌搬上来，夏天的时候，母亲太累，午饭是几根黄瓜和一个馒头。我会拿着一个小板凳，走出家门，在靠近南大街的拐角，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坐下，一只手拿着黄瓜，一只手拿着馒头，有时候是玉米饼子，看王宝令和王连义下象棋。我是在那时学会了下象棋。王连义手里攥着吃掉的棋子，越来越多，像我们学校煮饭的蒸笼一层一层，像是在耍杂技。但我知道他的注意力肯定不在如何让这些一个个叠加在一起的象棋屹立不倒，而是擎着他的手在半空中，小指直勾勾地指向远方。像一只蓄势待发的猛兽，深谋远虑。我从来没见过他的小指是自然放松的——总是像熨平了一般，笔直挺拔。后来我曾经模仿过他，偷偷把小指伸直，试图永不弯曲，但很快我就累了，直到后来我长大，看到印度的苦行僧，看到他们终日擎起的手臂，我似乎若有所悟。我很兴奋，又很悲伤。如果那时，我能早点懂得这是一种修行，或许，我能有毅力坚持下去，又或许如果那时候，我能把黄瓜和馒头放在马扎上，然后把手伸过去，轻轻抚摸他的小指，让他放松。或许他会是另一番人生。

   但是，我什么也没做，我什么也没说。

   他没有老婆，靠杀猪为生，是个屠夫，却常常给人一种错觉。因为凡看到他的时候，基本都是在下棋，赢得多，输得少。哪怕不到万不得已需要干活时，他也会把车停在旁边看上好一阵子，指挥别人。他的声音就像擎在空中的小指，指挥着下棋的人，“起相。跳马！”他不是建议是命令。仿佛自己是一个将军，率领着千军万马，又仿佛自己是一个交响乐的指挥，引导和调动着所有演奏者的情绪，甚至包括我们这些观众。此时，我不会低头看谁胜谁负，这对于我来说，都是老生常谈，乏善可陈。我通常会依旧好奇地托着下巴端详他的小指，是否依然笔直挺拔，擎在空中，一往无前。

  象棋变成了他的毕生事业，杀猪反而成了他的生活乐趣。

  他一直没讨到老婆不知是因为太过痴迷象棋而娶不到，还是因为没有老婆才通过象棋寄托自己。总之，很难想象，他娶一个不懂象棋的老婆，在老婆和象棋之间，将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虽然我当时只有十岁，想想我都脑袋疼，替他愁得慌。

也不是所有人都处理不好这种关系，也不是所有下象棋的人，都活在象棋的世界。比如王宝令，他相比而言就沉默了许多，他没有气势，只有默默地行动，就像维特根斯坦说的，对于不可知的世界，要保持沉默，不要说，要行动。他肯定没听说过维特根斯坦，但他的行动却践行者他的哲学理念，从这个角度说，他也是一个哲学家。

天再热，他都会光着膀子蹲在墙角，背靠在墙上，把自己的热量传导给墙，墙的凉意传导给他，他和这堵墙相濡以沫。从来没见他蹲着边吃饭边下象棋，也从来没见过他油光铮亮的嘴，哪怕一个饱嗝都没听过。或许是他觉着这样不体面，不像我。也从来没听到他的老婆，在门口扯着嗓子喊，“你眼瞎吗，都几点了，不知道吃饭，跟象棋过吧。”

他总是那样晃晃悠悠地来，再晃晃悠悠地走，他很在意输赢，甚至是绞尽脑汁。我有时会有一股莫名的冲动，想走到他身边，附在他耳边低声问他，曾经数学是不是学的很好。但终究还是没有勇气。

跟王连义比，他是幸福的：有老婆，有儿子，甚至曾经也有体面的事业。

那时，他跟董世高是同事，在公社打铁，直到公社解散，他们还一直合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彼此配合默契。他手里拿着一个小锤，董世高轮着一个大锤，他们叮叮当当，有节奏地敲打起来。像一首乏味的曲子；又像在说相声，一个逗哏，一个捧哏。那时候，我会穿梭在他们周围，有时候，我会停下脚步，对着董世高说，“爷爷，给我五毛钱。”他会放下手里的大锤，从右边的口袋，缓慢掏出一沓钱，混在钱里面的还有雪白的卷烟纸。他抽出一张说,“给。”然后继续开始沉重地敲打。

那是我对他是感激的，在心里。

再后来可能打铁不能维持生计，他们就像一个乐队一样解散了。董世高开始钉牛马掌。每天赶集，给牛钉马掌。他套着一件白色的围裙，像一个厨师，紧紧夹着一条牛腿，在用力削，给它们修指甲。

我会在他低头修牛马掌的时候，走过去说一句,“爷爷，给我五毛钱。”他会放下手里的刀，像是曾经放下手里的锤一样，再搓一搓手，顺手在围裙上蹭一蹭，缓慢地从右边的口袋掏出一沓，慢慢拨弄，寻找属于我的五毛钱。说一句，“给。”

我会兴高采烈地拿着五毛钱去买一个包子，包子雪白，冒着热气。我大口大口地吃着，连同饥饿一起吞没。

后来，他突然就瘫痪了，随之而来的是痴呆。对所有人的记忆似乎都被他削掉了，什么也不记得，整日傻傻的，胡言乱语。炕上摆满了各种打铁的锤子、围裙、绳子，甚至竟然有削下来的废牛蹄子。

伙伴们会偷偷趴在门缝看他胡言乱语，看他趴在窗棂向外张望，甚至会模仿他擎起来的手臂，晃来晃去，像一个醉汉。我不知道怎么办，是跟他们一样嘲笑模仿，还是紧紧地攥起拳头，朝他们用力挥舞。我什么都没做，就是静静地站着，望向远方，望向曾经等待父母归来的远方。

几棵歪脖子柳树，横七竖八地垂落着枝条，有一个树杈的位置皮被磨掉了。董世高曾经常常抬起腿搭在树杈上，用力地打磨手里的刮胡刀，一头绑在脚上，一头紧紧拽着，一下，又一下。磨完以后，捡起地上的镜子，开始蹭蹭地刮胡子，他的胡茬很硬，虽然他没有抱过我，但是从刮胡子的声音能听到那种坚硬。

回头看，透过窗子能隐约看到他的胡子横七竖八长着，满脸荒芜，胡子周围沾着饭粒，灰白的胡子，是多少年没有修剪了。

太阳炙烤着这个院子，院子里散落着几只红褐色的鸡，它们懒洋洋地站着一动不动，在经受着烈日的蒸烤。圈里的猪死气沉沉，猪槽被舔得铮亮，老黄狗张着嘴大口喘着气，尾巴有气无力地在地上摇摆着，像扫把一样来回，扫啊，扫啊。

  

“咱们进去偷东西吧？”其中一个同伴扔掉手里的棍子说。他把所有人都挨个扫视了一遍，最后眼神落在了我的脸上。我是多么渴望融入他们成为其中的一员，像以前一样亲密无间，我也忍受够了被他们划在世界之外的感觉，哪怕让我赴汤蹈火以表忠心。更何况，他们没有为难我，只是让我带路。这对我是轻车熟路。哪怕他们提出更过分的要求，让我蒙上眼睛，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应下来。

“行！”我使劲点头，那么义无反顾，那么迅速，仿佛不是担心我反悔，而是担心他反悔。他一旦反悔说，算了吧。我就再一次失去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再一次失去大义灭亲，跟敌人划清界限的机会。我看到大家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只是这种笑容极度隐晦，以至于你不仔细观察，根本无法看到这种细微的变化，甚至根本没有变化，只有我能感受到他们表情的蠕动。

我轻推开门。一进门是灶台，东面西面各一个，西面的灶台，一看就是经验累月荒废了，上面落满了灰尘，锅上盖了一个用高粱杆缝制的篦子。篦子的上面横七竖八地散落着一个有红色金鱼图案的大碗，一袋拆封的盐，一个舀水的瓢，洒落的黄豆，东倒西歪的酱油饼（似乎看着是一个空瓶子）；西面的灶台显得干净多了，虽然没有油水，但是灶台的边缘处处是到多年包浆的油渍，锅里的水淹没着碗筷，在水里漂浮着，像是一窝兔子的尸体。正对面是一排泛黄的厨具，像一排低矮的房子，又像是一面存放骨灰的隔断，每个隔断都有一扇透气的窗，整齐又沧桑。每一扇隔断，存放着该有的使命，有的放碗，有的放馒头，有的放油盐酱醋，有的放咸菜，还有一些放哪些经验累月不用又舍不得丢掉的破锅破碗，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用，甚至这扇门，都不会再打开，任由它生锈，甚至慢慢腐烂，都不会看一眼。

我知道他小儿子当年读的书还有一些文具都是放在西屋的炕上。曾经小儿子在这个炕上读书，在这个炕上睡觉，在这个炕上做一个一个逃离的梦。他终于如愿以偿，而我却困囿于这片狭小逼仄的空间，几十年以后，我依然要面对这片衰败的土地，虽然后来，一切都不在了，甚至包括此刻的房子，更别说房子的人，都一起消失了，仿佛从来没有来过，仿佛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沧桑的梦。

他们一个个弓着腰，猫在炕沿边静静地等待着，抬眼望着我跳上炕，在一个发霉的纸箱子中翻江倒海。我把发霉的书全部丢到一边，看到红色的，绿色的笔记本，我会迅速抽出来，翻看。只要没写完，我会轻轻丢到炕沿，他们争先空后地抢夺。而此刻，我却成了他们的领袖。他们像一只只麻雀，张着嘴巴，叽叽喳喳，等待我的投喂。虽然，我更想吐一口唾沫，但我还是忍住咽了下去。相比较一时的冲动，我更在意那长久的友谊。

他们每个人心满意足地拿到本不属于他们的这些本子、钢笔、橡皮、书。我仿佛隐约看到每个人的嘴角沁出的油腻，以至于我怀疑，在我转头翻找书本的时候，他们是否偷偷喝了一碗牛杂汤。

他们走后，我慢腾腾地把书一本一本码整齐，再次放进潮湿发霉的纸箱子。长年的阴暗潮湿，让纸箱子慢慢腐烂，仿佛是一具尸体，我小心翼翼地挪腾，有一丝感激也有一丝愧疚。想尽可能恢复原貌，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没经历。

我歇了一口气，轻轻跳下炕，如同一只猫一样矫健，如同我的脚上也有厚厚的脚垫。我拉开门，门板歪歪扭扭，上面的插销已经脱落，取而代之是一根弯曲的钉子，我拽了一下没转动，再拽一下，还没拽动。于是，我狠狠踢了一脚，西面的这一扇门板开了，我把门插销拨过去，大步走出去。

院子里，太阳依旧炙热，不可直视。我回头，再一次看到董世高，爬在窗台上，手里紧紧握着窗棂，朝外眺望，他的目光越过院墙，越过门口的柳树，越过远山，仿佛他面对的是一片大海，眼神里充满了惆怅和迷茫。

我转身又回头走了进屋子，这一刻我走得郑重其事，仿佛刚才没有来过，我的每一步都走得铿锵有力。

炕上铺着绿色的木板（炕席是有两块木板拼接而成）。炕边已经被岁月磨的残缺不全，房间里散发着尿液的味道，和潮湿搅拌在一起。旁边桌子上的烟灰缸，烟头像一座小山一样，鼓鼓的。有一些已经被挤到了地下，它们前赴后继，一批一批，一代一代滚滚而下。最后被曾经来来往往的人，踩在脚下，湮灭，化作泥土的一部分。

他可能意识到有人来了，但他又不知道我是谁，哪怕曾经认识。他没有表现出惊恐，也没有对我扔石子袭击我。炕上散落着一些石子，树棍子，卷到一半的旱烟，一个跟炕席颜色一样的绿色的小木盒子，盒子里放着烟丝，有一盒火柴，墙上挂着一个挠子，墙面糊满了报纸，报纸发黄，是岁月的浸染。

他开始叽里哇啦说起来，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又似乎明白他要做什么，他想让我坐在旁边。他指了指炕边，那个位置曾经接待村里五湖四海的男人女人，走进这间屋子，坐在这个位置，谈论家长里短，伴着烟雾缭绕。他似乎要给我卷一支旱烟，抖动着把烟丝洒在一张窄窄的白纸上，洒在炕上，抿一口唾沫，匀速轻缓地卷起来，仿佛不是卷烟，而是在摇动一个辘轳，绝望而又充满希望地伸进一口干涸的老井。

他突然放下了手里的烟卷，拍了拍手，从他的右边口袋摸摸索索地在掏什么，这个动作我是那么熟悉和怀念，这个动作曾经让我那么感激。此刻，他再一次摆出这个动作，让我有些惊慌。难道，他都记得，未曾忘记，还是身体本能的肌肉记忆。

最终他什么也没有掏出来，只是那只手，不停地蹭来蹭去，在寻找，又想是在等待。

......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清明节前夜，妻子说，“该回家上坟了，网上说，要给先辈祭奠扫墓，这样我们的日子才能得到他们的保佑。”

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家的炕上等候多时，他一条腿耷拉在炕沿，手里擎着一根快要熄灭的烟。炕的中央摆放着那个熟悉的绿色木质盒子，盒子里散落一些烟丝和一个打火机。我走向前，拿起打火机凑到父亲身边，给他再一次把烟点上。烟很呛，似乎烟丝有点受潮，妻子站在地上摆摆手，“爸，别抽了，对孩子不好。”父亲转头看了看妻子，有点歉意，立马把烟扔在地上，在用右脚使劲碾了碾。“你别这样，”我有点激动地说，“这没什么。”妻子没做声，把脸朝向窗外。

父亲下炕，在院子里收拾上坟的东西：几扎香、用塑料袋装着一些折叠的金元宝、几刀纸、一瓶老白干、一袋桃酥、一罐八宝粥、两个鸡蛋、一串香蕉。他像是在清点，一样一样放进篓子里。清点完说了一句，“走吧。”

风很大，父亲时不时按一下篓子里的纸，防止被风刮散，每一张纸上，都有父亲提前用木棍敲打过的痕迹。我们朝着南大街走去，路过曾经的房子，已经拆掉了，只剩下空荡荡的荒凉，像是拔掉智齿后留下的黑洞。

父亲在坟的周围添了一些土，他抽出三根香，试图点着，可能风太大，也或许是香太潮湿，一直点不上。我撑开大衣，给他挡风。打火机发出微弱的光，一点点。香开始冒烟，细小的烟一缕一缕，我把衣服包裹得更紧了，生怕这香火会熄灭。

父亲依次把东西摆放在石碑下面，他举起白酒围着坟墓洒了一圈，像是在做一个久违的仪式。他起身说，“走吧。”跟他来时说的一样，没有情绪，那么平静，仿佛这不是上坟，而是再一次赶集，再一次去卖牛下货。

“你先走吧，我呆一会。”我蹲在坟前，没有抬头。父亲呆了一会没说什么，转头慢慢走出了坟地，我转头看，已经走出了我的视线。

我从上衣右边的口袋掏出一叠五毛钱。这一沓钱用一个塑料袋包裹着。透过塑料袋能看清一张张崭新的钞票。我用手在坟边挖了一个洞，这个洞刚好能埋葬这一沓钱。我用土狠狠地夯实。

“爷啊，我以后常来看你，也给你钱花。”

风又大了，山岗潮湿阴冷。我跪下，三叩头。

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老槐树下，王宝令蹲坐在墙角。这么多年不见，他也变成了一个老头子，仿佛是被这阴冷潮湿的风吹干了。他任由这肆虐的风抽丝剥茧，把自己一点一点风干，如如不动。

这时一个小男孩，朝他蹲坐的方向跑过来，“爷爷，爷爷，”小男孩高声喊着，“给我五毛钱，给我五毛钱。”

文字极好，节奏抑扬，意识流动，不疾不徐，刚刚好。只是过于铺张，着墨极不经济，赘语太多，枝枝蔓蔓，令人困惑，过于追求技巧，多处辞不达意。前几篇大作也有此问题。删，要大删；调，好好调。